大数据开辟政府治理现代化新途径

2016年1月8日，全国第一家大数据资产评估中心实验室在贵州省贵阳市正式揭牌。该实验室建成后将为企业数据资产进行评估和定价服务，让数据资产进入企业资产负债表，让企业沉睡的数据资产产生价值，促进大数据交易市场发展。

当下，大数据如浪潮般席卷全球，深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在这种热潮下，国内大数据业务也正方兴未艾。由于我国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居全球第一，因而拥有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应用市场优势。在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像贵阳、盐城等地一样，我国一些地区大数据产业纷纷迈上“云端”，“腾云”而起。

回首2015年“大数据元年”，我们获得了什么？笔者认为，至少有四大收获与启示：

其一，国家顶层设计出炉，大数据“游戏规则”渐成体系。这一年，党政高层出台了系列顶层设计：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了四大原则五点主张；特别是国务院2015年9月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成为搞好大数据业务的指南与抓手。

其二，大数据的创新应用尤为快速发展。市场研究机构IDC的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总体数据量占世界的13%，而到2020年将提高到21%。这些数据正在释放出巨大能量。《2015年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达到115.9亿元，增速达38%，迎来了飞速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大数据在打造社会治理新模式、经济运行新机制、民生服务新体系、创新驱动新格局和产业发展新生态等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

其三，大数据开辟了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新途径。国务院《纲要》中要求，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逐步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大数据的应用，使政府治理所依据的数据资料更加全面。用基于实证的事实来取代意识形态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决策过程中的主观性，大大降低了决策结果的不确定性。不同部门和机构之间的信息协同共享，可有效提高工作效率，节约治理成本。政府工作更加面向工作、面向服务，更好地为民众提供方便，减少民众办事难的困境。

其四，大数据成为党纪国法落地的得力推手。截至2015年11月30日，中纪委运用大数据统计表明，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2128起，处理43231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9011人。2015年共通报曝光问题6110起，占查处问题的1/5左右。201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与芝麻信用合作，开创了通过互联网联合信用惩戒的先河。

当然，我们在为大数据应用推动了社会全面发展而倍感欣慰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任何新生事物都具有两重性，大数据应用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也切不可忽视，大数据发展任重道远。比如，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5》，2015年我国信息社会指数仅为0.4351，位列全球第88位，与全球平均水平仍有一定差距。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缺乏统筹规划、创新应用领域不广和专项型人才奇缺等问题仍然突出。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何从科技与法律等多层面，避免大数据被滥用，确保大数据应用监管与安全?如何对利用大数据进行高科技犯罪给予严惩？这是大数据领域最核心的问题与瓶颈，亟待有关部门交出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