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城市转型: 东北振兴关键
来源:中国企业报 作者:高敬 杨迪
近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高层研讨会上表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有三个基本的体制亟待理顺,即产权制度、监管制度和价格制度。这一论述与东北现状的结合,可以探索出一些渐次清晰的路径。
去年,中国首次出台了关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首次界定了262个“资源型城市”,他们将作为维护能源资源安全的保障、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战场。
规划显示,目前我国有67个城市由于自然资源趋于枯竭,经济发展滞后、民生问题突出、生态环境压力大,被列为衰退型城市。其中24个地级市中有10个在东北。
两个煤城的“星星之火”
在煤炭产业独大的煤城七台河市,电子商务产业逐渐显露头角,虽仍是“星星之火”,但已露出了“燎原之势”。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和很多“因煤而生、缘煤而兴”的煤城一样,这个资源枯竭城市也因煤炭形势不好,经济一度急转直下。
在这样一座人口百万的煤城,近期却和电子商务产业“亲密接触”,全市兴起网络创业热。给别人打过工,自己也卖过服装,经历过多次创业失败的吕明刚就是其中的代表。
七台河在淘宝、京东、一号店以及自建电商平台注册开展电子商务的企业和个人已达400多户,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创业1500多人。入驻七台河市经济开发区电商产业园的卖家熊传磊说,产业园免费提供经营场所,网络运营商还帮助做产品推广,短时间就聚集了南方3000多客户粉丝。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吉林省辽源市陷入资源危困、经济危机之中。这座130万人口的“煤城”,下岗职工14.7万人,登记失业率20%,城市低保人口占全市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经济最低谷时,整个城市几乎陷入瘫痪!”辽源市委书记吴兰追溯往事,像在讲述一个遥远的噩梦。
十多年过去了,一个“政府聚焦绘蓝图、民营经济唱主角、市场基因被激活”的发展轨迹,凸显着这座资源型城市的坚守与突围。“过去占经济总量70%的煤炭工业,现在占比还不到7%,登记失业率降到3%左右,城市低保人口下降近60%!”吴兰随口说出的一组数字,足以印证辽源市成功转型的“凤凰涅槃”。
“当一任市委书记如果舍不得用五年打基础,奢求任期内新兴产业成为支柱是不现实的。”曾任辽源市委书记的吉林省人大财经委主任赵振起直言,资源型城市转型不能搞“快餐经济”,重速度、轻质量往往会迷失方向。
自去年以来,东北经济持续下行,辽源市一些企业融资陷入困境。“经济下行时期,政府更不能‘挂空挡’,可以通过服务,帮助当地企业低成本快速进入新市场。”辽源市金融办副主任宋立军统计,当地政府集中帮助200多家企业办理房照、消防、土地等相关手续,避免因手续不全造成融资困难。
“去年7月到现在企业融资超过10亿元,政府推动主导产业,帮助企业作担保,开发区没有企业因为资金链中断影响生产。”辽源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刘运佳说。
三个基本的体制亟待理顺
刘尚希表示,根据我国宪法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在实际操作中,我国还尚未形成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产权制度形式,致使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的资源利益分割没有制度规范。而产权与行政管理权长期区分不清,也导致资源的无序、过度开发,这是形成生态环境破坏的一个重要制度性原因。
产权不明晰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责任主体不明。刘尚希说,地方政府在没有得到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以国家所有的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资本,实际很大程度上把大部分利益让渡给了企业,而将风险留给了地方、留给了社会。企业作为经济主体,获得收益,但是企业的责任和风险却不明确。比如矿山开采,产生大量外部性成本,最后却要由中央政府来治理。
“资源的开发需要监管,这背后就是规制权。”刘尚希说,资源是否该开采、如何开采、开采到什么程度,都是监管制度中需要考虑的。尤其是一些破坏生态环境、或涉及国家战略的资源产品,需要进行规划。他说,监管制度不完善不仅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或经济问题,还会使一些人借机将国家资源转化为个人财富,造成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
同时,刘尚希指出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市场应起决定性作用,但实际上很多资源开采的成本未被市场计入价格中去,例如对环境生态的负面影响,可能多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因此,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在市场上完整显现就离不开政府的干预,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征收资源税。
刘尚希表示,资源税通过税收的方式,使得外部成本内部化,减少生态风险的累积。
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很多,新一轮振兴发展必须把经济转型放在首要位置。
经过多年积蓄发展,全国第一个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阜新市迎来了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新机遇。
如今,《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中已明确,要“实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攻坚行动计划”。
在一些资源型城市的代表委员看来,这些含金量高、对资源型城市发展针对性非常强的支持政策,未来一段时期将会释放出政策效应,为加快转型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