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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8日 星期    返回版面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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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家,如何“编剧”美丽人生?

来源:中国企业报  作者:本报记者 江雪

王利博制图

2015年11月14日,正当人们探究“与境外合谋做空中国股市”的内幕时,“证监会第一副主席姚刚落马”的新闻却和“30年前高考新闻”捆绑在一起,成为“道德领域积极严肃的话题”:“龙魂”的走向靠什么指引?

这段时间,相信证监会的“大老板们”最难受。各大网站每天关于“证监会高管”落马案例的分析文章,“让他们抬不起头来”。

“财富美感”的缺失

2015年11月7日的厦门某论坛,写着姚刚名字的名牌已经放好。一瓶水、几本书、几页纸,静静地等候着参会人到场。据说,那一天参加厦门会议,本来就是用戏剧手法,破译一次行业内的“被抓猜疑”,也是希望给2015年的中国证监会一个“好名声”。

而此时,中央检查组调查人员的脚步声渐渐临近北京金融街。相信,1962年出生、获得无数美誉、有着博士学位的姚刚是可以猜得出详情的。

这位风光三十年的山西“状元郎”,被行业人看中的是他的“纲领性改革思路”:一是要继续推动优质大型企业在境内市场上市或者境内外同时上市,鼓励H股公司回归A股市场,积极研究红筹公司回归A股市场的方式和途径;二是继续积极推动中小企业发行上市,扩大中小企业板。然而,在2014年,这位被看好的“领路人”把他的几位“精英秘书”、“精英下属”带上了“不归路”。

“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委员姚刚,是个平时梳平头,没那么特别的“金融男”。喜欢“红领带”的生活细节,却在“金融灰”中显出了“不一般的精明”以及日本留学的种种痕迹。

2015年11月的北京,多日不见太阳。到了16日,金融街又及时为“纸牌屋”添加了“主菜”:A股上市公司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根据上级通知,北京金融街建设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功伟、董事鞠瑾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事实上,自10月23日“国信证券总裁陈鸿桥自杀”事件后,整个行业都处于“风声鹤唳”状态。一位天使投资人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记者在郁亮读的悼词中发现,既有“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的痛惜,也有“寒门孝子鸿桥和我们30多位北大同学来到深圳,分享创新创业,共同成长、服务社会的经验 ”的兄弟情谊。

只是这些美好,鸿桥再也无法享受。

暗礁、险滩,

沦陷了企业家精神

今年,北京金融街“灵魂人物”姚刚、王功伟等人的下马,犹如“当头一棒”,警醒着“北京金融街琅琊榜”上的英雄们。

在姚刚们的“告别身影”中,金融圈里的“冷笑话”讲不下去了。

11月30日夜,雾霾带来的抑郁情绪,使得“人民币加入SDR”的国家大事几乎“被圈内人淡忘”。而12月1日上午,央行国际司司长朱隽表示“人民币加入SDR是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的里程碑”时,央行副行长、国家外管局局长易纲说出“喜悦,平静,谦虚” 6个字时,行业很多人“醒来了”。

这天的早上,12月份《读者》杂志上市。

高荣伟的《在丹麦聆听叶特尔法则》一文成为某互联网金融公司“必读”:哥本哈根琥珀博物馆馆长对我说,“丹麦叶特尔法则”就是丹麦女王、大富商、小百姓们共同遵守的“灵魂法则”,也是北欧人崇尚的不成文的平等理念。闻名全球的嘉士伯啤酒公司拿出巨资扩建丹麦国家历史博物馆、丹麦船运大王马士基集团修建哥本哈根剧院,都是无处不在的“法则”使然。

这位读文章的老板,刚刚参加完由北大世界伦理中心、长江商学院主办的“儒商论坛”。在主题为“良知重塑与企业家”的讨论中,管理学家说的那句“很多企业家、金融家的灵魂,已经不为所动”深深地刺激了他。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行业“灵魂人物”出现危机。他们看似“以低调成功”,实则是“政治强势心态驱动”。与电视剧《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主题类似,“状元”、“海归博士”给姚刚们带来的动力,少不了“巨大财富才可获得几辈子安生”的生活理念。加上“权利集中”,使“认真做事,踏实做人”的文化自责、反思能力渐渐丢失。

曾经的“金融街名誉董事长王功伟”,就是被“不远处五星级酒店蹲坑的企业人手中的多张银行卡”设下的“暗礁”、“险滩”绊倒。IPO项目就是“发审皇帝”姚刚、刘书帆、李量们“致富欲望的发动机。”

这也是这个有雪的初冬,企业家王石为《褚时健传记》作序时呼吁“企业家精神”的历史原因。

其实,丹麦企业家一直靠着“法则”赚取财富。在中国投资建厂十年的一位丹麦上市公司创始人,就多次与媒体记者交流过“换得从容不迫的其乐融融,生命才有美感”的“财富体会”。

暗礁、险滩意识,早就融入“人生法则”。

富有,不再以

“丢失生命”为代价

11月30日,北京金融街上多个行业“峰会”轮番举办。“生死一瞬间”,不但换取了“北大系”代表郁亮的“悼词”,也有王石的“论企业家精神”。

作为行家,他们都明白现实中上市几乎是每一个企业的梦想。而国内企业IPO采取审核制赋予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官员的权力,的确“可以执掌每家企业上市与否的大权”。

11月23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习龙生“落马”事件,又一次告诉行业人士“什么是今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多年来,在中国证券发行体系中拥有强有力的话语权是不争的事实。“直接操刀改革”的姚刚就被业内称为“保荐之父”。也就是说,姚刚等官员是“最核心的内幕消息接触者”。他们如何对付“费九牛二虎之力派四五个人天天盯在证监会门口,看发行部的人抱着企业发审材料出来了,就派人跟上”的企业?

记者查阅相关材料发现,“权力寻租”毁了“英雄”说了很多年。姚刚一案,更大的悲剧也是“牵扯到了儿子和妻子”。

12月2日,当“李德林社”主持人在网上对张育军、魏新、李友、余丽姚、姚刚等 “‘股奸’们犬牙交错”进行评论时,观众哈哈大笑后也问道:市场化改革寄托于“高管道德约束吗?”

“身怀不羁之才,投身特区热土,潜心学术,又肩负管理重任的”鸿桥离去,是郁亮心中“中国资本市场痛失一英才,北大痛失一杰出校友,我们痛失一挚友”的悲歌。

而在证监会员工心里留下的“今天下午上班时还看见姚刚”的记忆,似乎更贴近“中纪委又回到了不定时带走”模式的悲剧。

从东京大学博士毕业、并在日本著名证券公司工作后回国、31岁当上证监会期货监管部副主任、37岁当上国泰君安总裁的姚刚,留给我们的只有“背影”,只能成为剧作家“第二只靴子终于掉地”的情节想象。

3年前,在英国、美国读过“企业伦理学”的王石表达的思想更广阔:中国企业家还有一种精神,就是在前进中遇到困难,并从困难中重新站起来的精神。

或许,2015年的冬天,中国金融家、企业家更需要站起来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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