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生命的陨落

面对生命的陨落，人总会本能的心怀惋惜，敬畏，与血缘无关，与亲疏无关。不仅仅是在诸如天津大爆炸等灾难面前，百条生命的瞬间消逝。时隔一年，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在史明的追悼会上，当史明妻子说，“来世我们再做夫妻”时，几百人的大厅内顿时爆发出的闷雷般呜咽声。

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史明11岁的女儿抱着遗照木木地呆立着，史明妻子红肿着眼睛瘫坐在椅子上。而与她们仅仅相隔两米，史明就躺在那里，却与她们“咫尺天涯”。

对于壮年猝世的惋惜，对于生命无常的敬畏，就在那一刻，在我的内心“发酵”。或许这也是我一气呵成写出史明《最后的24小时》、《陕北老区的153天》、《顶梁柱史明》、《“私人医生”史明》的原始冲动吧。

“史明，核工业总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因长时间抢救高危孕妇而过度疲劳，将生命永远留在了陕西靖边——执行医疗救援任务的那片黄土地上，年仅38岁。”“史明医生一直兢兢业业，不仅医术高超，责任心强，而且医德高尚，深受患者信赖。当时医院派他参加援助任务，尽管家中上有老下有小，但他没有丝毫怨言，在援陕期间的工作业绩也是有口皆碑。”

在新闻稿的采写中，我努力还原着史明的过往。但事实上，写稿时我内心是忐忑的，担心因为自己的笔下无力，无法淋漓尽致地展现史明生命最后的时光——最后的坚守，最后的奔跑，最后的专注……而我分明感受到它们强大的张力。一如当下，回望当时史明追悼会的现场，内心那种丝丝痛感背后的深深地缅怀，依旧忐忑无法精准地诠释出来。

我是一个泪点很低的人，可以想象在现场我几乎是泪崩。对于一个记者而言，如此用情，显然有失“理性客观报道”职业操守，但人非圣贤，记者首先是一个人。

寻找采访对象是困难的。近千人到现场吊唁，所有的人都排列肃立，黑压压的一片，很难辨认采访对象。谁与他同去援陕？谁是他同科室的同事？谁又是他曾经的病人？不得不说，悲痛的蔓延中，我一度有些茫然。好在峰回路转，相继地采访了解，拼接着史明的过往，但也“定格”了史明的人生。一位史明的病人哭着说，“我还等着他从陕西回来给我看病呢。”

还原史明最后的24小时，是一个艰难而“残酷”的过程。支医队员卫红齐因史明突然离世失眠而深陷的眼窝，多次因哽咽而深深地沉默，让我不忍多问。他说，“史明是个好医生，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他最后的这段时光都发生了什么。没关系，我可以的。”他的坚持讲述，或许是对史明的一种告慰。

在即将结束对核工业总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朱维培的采访时，他拿出手机，打开早已咨询到的烈士评定标准，逐条念给我听。然后他抬起头，凝视着我说，“史明是不是可以申报为烈士？”

（报送单位：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