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新政并非全解良药 企业应审慎制定商业策略

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甫一传来，二孩“救市”论便甚嚣尘上，仿佛一放开二孩政策，拉动消费的问题、经济增速放缓的问题、老龄化过速带来的养老问题等等，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对于这些奇怪的想法，我们只能用现在流行的四个字来评价：你想多了。

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是很多人的梦想，但真正的富裕比的不是GDP总量，而是人均GDP的多少。2014年，中国的GDP超过10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但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在全球排名位于80位以后。中国要到2020年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目标，这既包括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也包括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而人口基数的进一步增加，一方面会推动GDP总量上升，另一方面也可能会使人均指标变得更加难看。

更极端的观点甚至是把当前出现的经济问题，特别是老龄化问题归咎于“计划生育”。其实不妨倒推一下，如果没有实行“计划生育”，还会有现在相对丰裕的生活条件吗？那样，中国的贫困人口就可能不是现在的7000万，而很有可能是把整个中国都拉到穷困线以下。所以说，“计划生育”是中国人能够享受目前物质生活的重要原因。

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要靠“人多力量大”的方式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机器人等智能化生产方式的出现，可以大量减少对人工的使用。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下降，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上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标志着中国由此进入所谓的刘易斯拐点，简单说便是，进入城市的劳动力人口由逐年增加，变成逐年减少。这一现象引发了社会上对劳动力人口减少的担忧，甚至有人把目前的经济增长放缓归结为“人口红利”的消失。

随着老龄化加速，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必然会降低，但这和劳动力短缺不是一回事。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但是和人们担心的情况不同，发达国家非但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相反，就业压力却是困扰许多发达国家的共同难题。日本是目前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中国解决老龄化问题最可参照的对象。从这些情况来看，中国在就业压力方面的挑战，要远大于劳动力短缺的困难。

中国未来所面临的劳动力短缺，更大程度上将是结构性短缺，会同时存在有的活没人干、有的人没活干的情况。具体来说，也就是两端缺，中间多，即高端科技和管理人才缺乏；低端苦脏累险等工作岗位人员缺乏。增加人口，并不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并且，随着中国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以及社会福利保障水平的提高，未来年轻人的就业意愿，特别是到低端岗位的就业意愿会更低。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一般都是靠移民的方式来解决这类问题。通过改善制度环境增加对境外移民的吸引力，也应当是中国解决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难题的思路和方法。

人口的增加，并不等于消费能力的增加，也不等同于市场的扩大。按照中国现行的年人均收入2300元人民币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中国目前仍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如果按世界银行的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将高达2亿人。由于消费能力低，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并没有对拉动市场需求产生相应的影响。与其希望通过生孩子增加人口的办法来提高市场容量，莫不如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另外，新增人口所创造出来的市场，也未必就一定是中国企业的，很有可能会留给“洋奶粉”、“洋尿片”、“洋教育”。

据有关专家估算，“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未来每年平均新增的新生儿规模预计在250万左右，比此前的年均1600万增加15%左右。但特别值得中国企业注意的是，平均每年250万并不是说，每一年都会均态地增加250万左右，而一定是前两三年更为集中，有可能突破平常年份的二倍甚至更多。突然增加出来的需求和市场，既是一个商机，也是一个考验。如果按这个非正常的增量去配置产能，两三年后必然会面临产能过剩；如果不为这个非正常的增量而增加产能，则势必失去相应的市场机会。尤其是对于那些需要固定资产投资额度大的产品和服务商，这个情况就会更为棘手。

影响新生儿数量的因素复杂多样，上述专家推算的数字和实际情况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偏差。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80后有2.19亿人口，90后有1.88亿，00后只有1.47亿。90后比80后少0.31亿，少14.1%；00后比90后少0.41亿，少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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