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须破多重利益壁垒

京津冀一体化须破多重利益壁垒

“高起点开局却未迎来高效率推进”，被视为国家发展战略“一盘棋”的京津冀一体化，推进中或多或少遭遇了“难一体”的现实尴尬。受“三地”间利益的再调整困扰，“一体化”始终在不温不火中前行。不可否认，京津冀一体化进展与期望仍存在差距。虽然“三地”已在交通等诸多领域破题试水，但距实现全面融合，或仍有千里之遥，至今协同效应远没有充分发挥。“僧多粥少”争夺项目

亦有观察者指出，“三地”协同发展规划目前还主要停留在最简单的分食蛋糕阶段，各自为战，“守土”意识依然浓厚。所以，这种长期束缚地方政府存在的惯性思维需破解，也就是按照顶层设计者提出一体化下的“三地”首先需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然而，在三个区域的产业发展不同阶段，单靠各个区域自身的行政权限很难实现。那么，“三地”又该如何协调分工，从而实现合力最大化，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以“三地”产业项目对接为例，虽然已明确基础设施、产业协同、资源流动、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将成为京津冀协同的5个重要领域，但具体协同路径明晰仍需时日。不过，围绕北京产业转移，北京大批量外迁项目已经开始，企业如何找到“宜居”之地？作为承接方，又该如何选择企业？

对河北而言，来自北京的资源和产业的外溢，直接给地方带来的就是产业的布局。高端产业入驻，推动区域的产业升级和带动其经济总量实现几何级增长。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天津对承接北京产业转移项目也表现出了极大热情，自外迁政策落地不久，天津也正式加入对北京外迁项目“争夺战”。有迹象表明，天津正以推出税收、工商、子女入学、商户落户在内的多项优惠政策，争取全面承接北京动批、大红门等市场外迁。

或许是，作为津冀两地辖内的数十家工业（产业）园区负责人均意识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作为产业园区的开发和服务主体一定会迎来历史发展机遇。为此，有业内人士戏称，北京产业转移，或成为津冀两地部分“半死”园区实现“复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换言之，不管转出项目好坏和适宜与否，均想承接拥有。产业转移后“水土不服”

但是，园区产业形成集聚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更是任重而道远。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虽然北京产业转出承接地的河北、天津热情很高，但是这些产业转移出去之后能否保持原来的发展热度？转移之后会不会因水土不服而萎靡？成为津冀热衷“争夺”北京外迁项目背后不得不冷静思考的现实难题。

说到产业转移，人们往往想到“污染的、低端的”要转出北京，“高精尖”的留下。需要正视的是，协同发展一盘棋，这盘棋中的河北绝不应简单成为污染产业的承载地，产业转移对北京而言也绝不应是“甩包袱”。与此同时，应该把那些符合“三地”定位的、能够既有利于“三地”转型又有利于当地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进行转移，并在转移过程中实现产业升级，而不仅仅是把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转出北京。

正如河北廊坊招商所思与所虑，面对北京准备向外转移的千余家企业，廊坊并不会盲目地接收。他们将从企业清单中精心筛选目标，避免低质低效项目的进入。此举，也迎合了廊坊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发展负责的承诺，坚持做到“北京不要的低端污染产业，廊坊也不能要”。显然，该负责人已意识到产业转移不是简单的搬迁复制，更不能成为污染转移。

值得一提的是，产业转移失败有着前车之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大批工业企业在“退二进三”的调整思路下，把总部和制造企业搬到外地或者郊区。但是，机构搬出去之后，核心人才也从企业流失，最终这批搬迁企业以失败而告终。

要知道，在京津冀布局的新蓝图中，能否顺利实现产业转移决定着一体化的成败。而北京产业转移的最终目的，或许正是“三地”就如何打破惯性思维，利用自身优势打造区域特色产业，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带动整个京津冀产业结构的协同发展应是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园区规划同质化

“产业转移是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自身发展战略定位，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做出的自主选择。”有学者分析认为，政府应该做的是创造政策环境，引导产业转移，降低区域交易、沟通成本，让资本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地区，这就形成了由市场支撑的一体化。该学者还建议，应发挥市场主导的作用，最终形成自发的区域协同发展。

“长三角可以借鉴给京津冀的经验就是要推进市场化，通过企业主体来推动在区域一体化中的合作，使一体化的行为和结果有市场根基。”有专家表示说，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上避免出现“一转就死”的局面。（下转第二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