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耕虞：“猪鬃大王”撑起“抗战命脉”

古耕虞：“猪鬃大王”撑起“抗战命脉”

1905年生于四川重庆的古耕虞，中学就读于教会办的广益中学。1919年在上海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学习英语。1923年至1924年，古耕虞遵父命，赴张謇创办的南通学院（今南通大学）纺织专科学习。“少掌柜”创品牌 1925年，21岁的古耕虞学成归来，子承父业，接手了父亲古槐青创办的企业“古青记”。当上了少掌柜后，仅两年便“拥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仅8年便垄断了四川猪鬃出口业，使其“虎牌”猪鬃驰名欧美市场。 猪鬃是指猪颈部和背脊部生长的5厘米以上的刚毛。刚韧富有弹性，不易变形，耐潮湿，不受冷热影响，是工业和军需用刷的主要原料。猪鬃的主要用途是制刷，油漆军舰、飞机及各种军车，清刷大炮的炮筒等，都离不开它。 古耕虞将猪鬃产品定名为“虎”牌，意欲一跃而起，吼啸世界。以前，四川的猪鬃等皮毛出口是由在上海的英国中间商代理，而美国是中国猪鬃最大的需求国。古耕虞早就想摆脱英商，直接把猪鬃出口美国。1927年左右，古耕虞凭借超凡的智慧和外交能力，与美国最大的猪鬃进口商达成了秘密协议：一部分猪鬃交给在上海的英商，一大部分直接出口到美国。古耕虞通过这个途径垄断了美国从中国进口猪鬃的生意，成为当时重庆最大的“山货大亨”。创外汇支持抗战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民族资本发展步履维艰。国民党官僚资本更以抗战为名，对13种传统出口物资进行垄断，实行所谓统购统销。特别是猪鬃，因为是战略物资，出口利润大得惊人。官僚资本企业向民营企业收购的猪鬃，按牌价每箱只有法币5万元，而在昆明或宜宾一装上飞机，出口到美国的价格竟高达67万元法币，相差达10多倍之巨。古耕虞的民营公司受到了残酷的盘剥，因此，他对国民党官僚企业的统购统销有些抵制。 此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在重庆，常常邀请一些爱国民主人士，有时也邀请一些民族工商业家谈话。 周恩来一见到古耕虞，就亲切地询问“古青记”的经营状况。古耕虞也不隐瞒，一一道来，据实以告。对于国民党官僚资本大搞与民争利的官方垄断和掠夺，言谈中极为愤慨。周恩来沉思着认真地倾听，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政府战时的统购统销”其实质就是“官僚资本凭政治特权与民营企业争夺暴利的行为”，“猪鬃是美、英、苏等盟国急需的战略物资，为了支持中国长期抗战，应当保持政府必要的外汇收入，但国民党种种阻碍生产发展的措施必须改进，要使鬃商有一定的利润。”同时，周恩来还开导古耕虞说，“为了支援抗战，猪鬃商又不应要求过高的利润，工商业家要有远见。抗战胜利后，国家要建设，还要发展猪鬃的生产和出口。”周恩来说的那些话，在古耕虞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为了抗战大局，古耕虞深明大义作出牺牲，他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统购统销。此时重庆市场上猪鬃的价格已由每担900元（人民币）猛跌到380元，古耕虞果断地将所有猪鬃全部收购下来，并全部出口，成为中国战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在1946年至1948年间，汉口的80%猪鬃，天津的50%猪鬃，重庆的50%猪鬃均被古耕虞任总经理的四川畜产公司收购，美国进口的猪鬃有70%是四川畜产公司的，古耕虞成了中国的猪鬃大王。参与新中国建设 1948年，在中共的支持、帮助下，古耕虞赴香港设立四川畜产公司，成为我解放区发展外贸的重要窗口。 从1948年底到1950年，各解放区输出的猪鬃都是由古耕虞先付钱、后来货。因为当时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还没有开展起来，国内需要的进口物资没有外汇支付。特别是后来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帝国主义封锁了中国海岸，实行禁运。当时古耕虞在香港，一方面把解放区的猪鬃输向美国和西欧，一方面为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在国外购进所需要的战略物资，为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邀请古耕虞列席新政协，同时请他参加全国猪鬃会议。1949年10月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古耕虞，并希望古耕虞任中国猪鬃公司经理，全权负责。古耕虞接受了这个任务，并表示把四川畜产公司交给国家经营。 “文革”中，古耕虞受到了长期不公正的批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古耕虞如沐春风，老骥伏枥。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把他与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邀请到家里谈话，主要是国际贸易问题、发挥工商业者作用问题。 之后，古耕虞担任过全国工商联名誉副主席，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特邀顾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特邀代表，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及第五届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六届常务委员等多个政界要职。 （作者单位：北京国力基柱企业文化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