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经济框架是
全球贸易重振的基础

开放的经济框架是全球贸易重振的基础

全球贸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残酷事实，但的确已经发生。

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CPB)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价，自2014年5月以来，全球贸易单位价格下滑了14%，较2011年3月创下的峰值跌去了接近20%。今年3月、4月和5月，单位价格接连刷新2009年年中以来的新低。按照世界银行关于经济衰退的定义，表现为持续贸易指数负值的全球经济结构性衰退已经到来。全球范围内的进出口数量都已经出现了下跌。无论是新经济体还是成熟市场，都没有在这一波衰退潮中取得幸免的护身符。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中国，同样未能幸免。

但新兴经济体是这一波衰退潮中的最大受害者，新兴国家经济增长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值，创造了过去十五年来的最低。在全球贸易单位价格不断下滑的过程中，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大宗商品交易均出现了深度下跌态势。全球贸易数值如果不能在近期得到扭转的话，新兴经济体将面临着结构性衰退和危机的双重困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持续加深的当下，新兴经济体的结构性衰退和政经危机，将会导致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面临熄火的窘境，并导致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进程再一次放缓。

可以说，重振全球贸易，提升贸易繁荣进而保证全球经济的全面复苏，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全体参与者面前一道不得不跨过去的坎了。

但问题在于如何重振全球贸易，并且，这一问题的严峻性意味着必须全方位审视现有的全球贸易结构及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

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经济民族主义的再一次出现。全球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国与国之间建立在民族国家和政治边界分野基础上的传统经济体制面临着全方位的冲击。经济一体化必然要打破以国为基本计算单元的经济体制安排。全球经济的深度参与意味着建立在传统国际政治基础上的国别经济需要进行更为全方位的调整。

全球经济一体化如果建立在持续繁荣的基础上，经济民族主义很难有其用武之地，但一旦经济陷入衰退，经济民族主义则会趁势抬头。当前的全球贸易衰退，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经济民族主义所采取的过度保护产业。观察人士早就发现，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和贸易结构，将会使得贸易更加蓬勃发展并远离衰退和崩溃。因此，当全球贸易在局部地区开始数值上的衰变，最有力的应对办法不是关起门来防止别国商品进入本国，而是要坚持开放的贸易市场体制。

经济衰退并非经济民族主义一个因素所能导致。它和全球经济结构的大幅度调整也有很大关系。一度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由于国内产业工人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重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力成本不断增加和企业负担过重，渐渐丧失其长达三十年时间里积累出来的竞争优势。中国经济的这种结构性变革，在为其他新兴经济体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却由于本国经济结构升级的未能全面完成，而影响到全球无论是大宗商品还是工业制成品的输出和输入。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在短期内不能顺利完成的话，则全球贸易衰退可能还会持续下去。换句话说，那些对全球贸易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其内生经济变量的走向，对于重振全球贸易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促动作用的。

全球贸易的重振，还意味着全球金融秩序的重构。贸易对金融秩序的变化非常敏感。全球贸易可以简约为各个国家的贸易进出口状况。而一旦相应国家的贸易指数对本国不利的话，它们往往会祭出金融杠杆来调整贸易秩序。在如此紧密交织的全球贸易语境里，一国为了增加贸易出口而采取的货币手段，往往会通过连锁反应的方式，对全球贸易产生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这就意味着，重振全球贸易同样需要对金融秩序进行符合贸易逻辑的重构。

全球贸易衰退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需要通过基本经济制度的全面革新来予以消除。以中国为例，由于中国的持续繁荣建立在政府投资和刺激的基础上，考虑到中国本身存量经济的影响力，相对封闭的市场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压抑了全球贸易要素的充分流动。如果私人消费不能被有效地整合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那么，世界经济的全方位放缓也就不言而喻了。保持一个开放的经济框架，将会使得全球贸易能够迅速恢复，并且世界经济也会往好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