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洽卿：我更是一个中国人

虞洽卿：我更是一个中国人

1932年日本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之后，侵略者的铁蹄便踏进了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自此以后，上海各阶层人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资产阶级在此运动中充当了先锋。虞洽卿（1867—1945年），中国近代航运业巨子，上海市商会会长、宁波同乡会会长，也积极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潮流中。他组织了各种救亡组织，筹集捐款，支援抗战，救济难民，铲除汉奸。他拒绝日军的拉拢，维护了自己的民族尊严，为中国的抗日救亡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实业救国图存

耳听着隆隆的炮火，眼看着熊熊的火焰，上海受到了日军的蹂躏。在此情景下，虞洽卿召集上海实业界、银行界等领袖人物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大会（后改名为上海地方协会），为日后的抗日救亡运动做起到了领军的作用。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上海出现大量的伤兵，需要大量的救护资金。虞洽卿得此消息后，随即以上海维持大会的名义，呼吁各界仁人志士为支持抗战和救助伤兵募捐善款，虞洽卿自己也毫不吝啬的积极募捐。他还亲自探望伤兵，看到伤兵牺牲自己，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甚是感动。此次呼吁得到了积极响应，最后上海维持大会共募捐慰劳将士款7300.85万元，慰劳伤病费1785万元，捐献慰劳物资无数。

战争造成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难民问题，在日军的不断轰炸下，大量的老百姓纷纷逃到租界避难，租界内一时人满为患。难民的急剧增加导致了上海这一座“孤岛”粮食短缺的问题日渐严重。为救济难民和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1938年10月18日虞洽卿成立了上海难民救济协会，以难民居住、衣服、给养、医药、教育及粮食救济为协会宗旨。为了使更多的难民得到救济，切实得到帮助，必须筹备更多的款项，于是虞洽卿以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的名义公告各界，认为“救难如救火，积少可成多，人人行善之机会，即人人救难之职责，凡我同胞当能兴襄此举也”。同时虞洽卿还利用自己的航运公司（三北轮船公司），从西贡、仰光（均属越南）运来平粜米，已解决这座“孤岛”的粮食短缺问题。虞洽卿在运粮的途中屡次造到日军的威胁甚至炮火的袭击，但是侵略者的猖狂气焰并没有打消虞洽卿救国救民的信念，反而激发了他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意志。虞洽卿在救济难民和运输粮食的同时，还不断地捐献军需物品支持前线抗战，帮助抗战人员辗转内地。虞洽卿不仅对上海做出了贡献，更对支持内地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自沉海轮抗日舰

除参加抗日救亡组织外，虞洽卿自己的轮船公司也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牺牲。

在抗战前夕，虞洽卿的轮船公司共有轮船65艘9万余吨，占当时全国轮船总吨位的13%以上。抗战时，中国军方为阻止敌军从沿江航道进犯，号召轮船公司无条件的贡献轮船，封锁长江航道。

军方发出号召后，虞洽卿带头积极响应，他捐出多艘海轮，有3万吨载石自沉于江阴（现属于无锡市江阴市）要塞口，以此阻止日舰进犯。此后，三北公司的9万余吨轮船中，还有有2万吨滞留宜昌，即不能进川江三峡，又因江阴封锁退不回长江下游，留在上海的只有4万吨轮船了。

拒绝日军利诱

虞洽卿是上海名人，如果得到他的支持，日军在上海的统治将会稳固的多。因此日军占领上海后，虞洽卿就成了日军多方拉拢的对象。

日军为策反虞洽卿,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多方施加压力，迫使虞洽卿与其合作。1937年8月，虞洽卿在运送难民的途中，在上海海关外被阻，日方趁机提出，要以“参加国民政府之和平运动”为条件，遭到了虞洽卿的拒绝。但是日方并不死心，1937年12月日本军方在上海组织成立了“大道市政府”诱惑虞洽卿当“市长”，专门派代表到上海找虞洽卿洽谈，虞洽卿当场予以拒绝。虞洽卿回言道：我虽然是一个商人，看中的是商人的利益，但是我更是一个中国人！

1938年8月日本海军也公开出面，对虞洽卿施加压力，要求虞洽卿经营的三北公司加入由日伪控制的船舶联合局，为“中日经济提携”效力，这样三北公司“可以确实的得到海军的保护”。虞洽卿予以拒绝，并回信称：“盖在此中日不幸事件中，按环境事实，殊难共同海运事业，况且三北公司现在并无轮船可资运用。”

虞洽卿义正词严拒绝日本人，却加入了由中共江苏省“联委”领导发起举办的“物品慈善义卖会”。随着上海形势的不断恶化和沦陷，1941年春，虞洽卿悄然离开上海赴重庆，继续他的抗日救亡生涯。

虞洽卿1945年4月26日在重庆病逝，蒋介石亲自为其故居题写匾额：“输财报国”。（作者单位：北京国力基柱企业文化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