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企业家为抗战捐物捐躯本报将陆续追忆陈嘉庚等人不惜重金支持抗战，共克时艰捍卫正义的人生传奇

民族企业家为抗战捐物捐躯本报将陆续追忆陈嘉庚等人不惜重金支持抗战，共克时艰捍卫正义的人生传奇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民间资本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市民社会开始建立，自由主义经济盛行，以此为基础，中国民间资本在1936年达到了一个巅峰。然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最好的时代结束了。

国难当头，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也遭受到了空前的损害与牺牲。时至今日，我们仍感慨70年前，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爱国行为与经商智慧，他们不仅在逆境中奠基了中国的现代工业，也留下了实业救国的精神。豪迈言行体现民族气节

在上海等沦陷区，企业家们都坚决不与日寇合作。当时著名的“火柴大王”刘鸿生，日寇要他当上海商会会长，他严词拒绝。“中国唯一的财团”荣氏兄长荣宗敬身患重病还整日为国忧虑，他叮嘱后人：“开办工厂不易，你们千万不要把它们留给日本人……”

范旭东创办的天津永利碱厂和南京铔厂亚洲一流，日寇对它们觊觎已久。1937年秋，日寇欲夺取永利碱厂，其代表刀根几次“拜访”留守的李烛尘，大谈“日中亲善”，李烛尘置若罔闻。刀根又几次找到范旭东，要求把永利碱厂“买”下来，范旭东回答：“厂子我不卖，你要能拿走，就拿走好了。”日寇终于失去耐心。日军逼近南京前夕，有意将南京铔厂完整保存下来为其所用，范旭东断然拒绝：“宁举丧，不受奠仪！”

穆易是上海兴中机器造船厂的总经理，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当他的大学学长、日本造船局局长重光亲自登门劝降，不解地问他:“为什么在日本留过学的中国学生回国后总是要抗日？”穆易正色答道:“日本精神教育向以忠君爱国为中心，中国民犹存，国犹在，你是大学教授，教本国学生要忠君爱国。如果要我做汉奸，也是你们的耻辱……。”

建国后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胡厥文，题写“抗日必胜”这四个大字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他当时忙于抗日救亡活动，甚至都顾不上理发和剃须，他表示要“蓄之以记国难，等赶走了倭寇时再剃”，人称“美髯公”。

最著名的“豪言壮语”，莫过于著名华侨企业家陈嘉庚的那份提案。1938年12月陈嘉庚以参政员的身份提出了“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之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的提案。这份电报被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直接参与对日寇前线战斗

从松花江到长江再到珠江，企业家一直站在对敌战斗的最前线。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日寇军舰沿长江紧随其后。国民政府唯一的选择就是长江沉船，阻断航道。1937年8月和1938年4月，国民政府在江阴的鹅鼻嘴和马当组织了两次沉船，国营的轮船招商局和民营的虞洽卿三北轮船公司、杜月笙的大达公司还有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及民营的大通公司等都毅然参加。

宽阔的江面上，波涛汹涌，自沉的船只笛声呜咽，船体倾覆，蔚为悲壮！此两次沉船，招商局轮船损失40%，三北公司损失一半，民生公司损失惨重，大达、大通等公司全数沉没。

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呓语失灵，企业家们在这一危机的时刻拯救了国家！

沉船的同时，还要抢运众多的人员、工厂、设备从宜昌向西大撤退，史称“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大小24艘船承担了90%以上的人员和物资运输。正常情况下，这10多万吨的物资需要运输一年的时间。而当时，必须在40天内全部运完。他们冒着日机的狂轰滥炸，精心组织，夜间装卸，白天行船，分段转运。在此次的战斗中，他们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9只轮船被炸沉、6只被炸坏，船员共牺牲117人，伤残76人……

对日寇的另一类作战也让杜月笙等“另类”人生得到改写。杜月笙是有名的“流氓头子”、“黑帮头子”，但在国家危难时，他毫不犹豫地“捐献”出自己大达公司的所有船只自沉长江。同时，他公开反日，避走香港。在那里，他发挥自己的“流氓”、“黑帮”特长，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从事收集情报和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成功刺杀了大汉奸、日寇任命的“上海特别市长”傅宗耀和投日的上海黑帮三巨头之一的张啸林，给当时的汉奸们以极大震慑。损失在所不惜坚持支前劳军

在抗日的前方后方，到处都有企业家的身影，竺梅先就是其中普通一员。

“9·18”事变后，竺梅先在上海《申报》上刊登《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对日宣战。“1·28”淞沪会战时，他募集巨款，相当于购买了一架飞机。他亲赴前线慰劳十九路军，举办难民收容所，把历年积存的上百件银器装满一卡车作为救济难民之用。为了救治伤员，他两次设立“国际红十字会伤兵医院”。短短几个月中，治疗伤员就达4000多人。

荣氏企业，因始终抵制日寇遭到忌恨。荣家产业聚集于上海和江苏，全数在日军的炮火覆盖之下。淞沪会战时，申新五厂、六厂、七厂被战火烧毁，福新一、三、六厂被日军强占。日军向设备最为先进的申新一厂、八厂投下了18枚炸弹，当场炸死70多人，伤350多人，荣德生的大儿子荣伟仁险遭不测。战事中，荣氏产业三去其二。面对惨景，荣家兄弟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尽量把工人疏散到安全的地带，把茂新四厂库存的几万包面粉和数千担小麦，全部运出来给中国军队做军粮。

有着“一品百姓”之称的虞洽卿，更是倾其所有。1945年4月26日他因急性淋巴腺炎去世，弥留之际还捐献黄金千两用于抗战，国民政府赠予他“输财报国”的匾额。

当然了，在此方面最突出的还是要数陈嘉庚了。早在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陈嘉庚就担任“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积极筹款救济难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嘉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把南洋一千多万华侨组织起来。他带头筹款，定期汇往祖国，并组织3000多名华侨司机、技工回国支援抗日。

在陈嘉庚率领下，1941-1945年4年半期间，共计捐款约15亿元，几乎相当于当时国民政府一年的军费。由于陈嘉庚对抗战的重大贡献，毛泽东主席以“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誉之。重建工厂自救力保国家元气

工厂内迁以后，重建任务便显得极为繁重，又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阻挠更是困难重重。

刘鸿生到重庆后，时刻准备投资设厂。他让儿子刘念智潜回上海，准备把原有的机器设备偷运到重庆。刘念智先是买通了一个日本少将，将共500余吨的机器设备从上海偷运了出来。原计划由越南转运昆明，但此时越南成为了日军的囊中之物。刘念智被迫又临时决定由香港经缅甸仰光转运重庆。然而，由于交通阻塞和国民政府官僚腐败，器材运到仰光后滞留了将近一年，始终无法运回国内。后来，刘鸿生又买进了12辆美国道奇卡车，准备自己来运输。最后，不仅设备没有运回，刘念智还在缅甸走进原始森林，九死一生，方回到重庆。范旭东的经历可谓如出一辙。

几乎所有内迁到西部的民营企业都不复当年的风光。

即使本身就在西部的企业家，同样也要遭受国民党的“统制”压榨。但他们为了抗战，宁愿为之牺牲。当时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猪鬃大王”的古耕虞，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统购统销，战胜重重困难，将其旗下的“虎牌”猪鬃通过各种途径，源源不断输往美国，换回宝贵的外汇，支撑起中国抗战的财政命脉。建成边区企业体系

被称为延安“边区工业之父”的沈鸿，早年在上海创办了“利用”五金厂,专门生产各种民用锁。上海沦陷后，他将厂子迁到武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范长江介绍陕甘宁边区情况的演讲，同时他又阅读了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便对延安产生了向往。于是,沈鸿把厂子迁到了延安。此后，沈鸿以他带来的10部机器为“母机”,为边区制造出了油墨机、造纸机、制药厂的压片机等各种机器设备。在他的帮助下，到1944年,陕甘宁边区已有103家各类工厂,相当于原有的25倍。

沈鸿的到来，使边区不仅拥有了轻工业工厂,而且拥有像机器制造、军工、冶炼、化工等重工业工厂。毛泽东主席这样评价他：“有工业家沈鸿先生自愿以其私有的10部机器迁来边区,为八路军服务,沈先生亦来边区工作。从这时起,又有许多科学技术人员先后来边区工作,使得边区聚集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作出建立工业的指导力量。”

王光英早年就倾向革命。1944年，他与友人合办天津近代化工厂，试制成功了一种高纯度硫化青染料。他知道解放区条件困难，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将这种染料运往解放区供土布染色用。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他的装潢设计别出心裁：罐上的商标当中是个凹凸交叉的十字形，十字隔成的四块空处有T.M.C.C四个英文字母（是天津近代化学厂英文译名的第一个字母），周围加一个盾形的框。这个商标很像一具欧洲古代战士用的盾牌，敌人还以为是外国货。同时，王光英还向解放区大量运送医用橡皮膏，大大支援了解放区的斗争。

没有人把当时的企业家作为主角来系统地统计他们曾经为抗战作出的贡献与牺牲。但请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陈嘉庚、卢作孚、荣氏家族、王光英、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穆藕初、沈鸿、杜月笙、虞洽卿、陈光甫、刘鸿生、胡仲实、竺梅先、穆易……（作者单位：北京国力基柱企业文化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