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的情谊卓越的历程“周恩来同志对我的关怀让我永生难忘，小平同志的高尚品德和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陈云同志的品行是我学习的楷模。”

来源：中国企业报　　

千秋楷模周恩来在40年代延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文革”时期，我有机会多次直接和恩来同志接触，得到的教益是十分深刻的，有些事使我永远难以忘怀。我初次见到总理是1943年，这年总理从重庆回延安，我们在杨家岭听总理的报告。新中国成立后，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调到北京，在国家经济部门工作，和周总理的接触增加了。在他日理万机的繁忙的领导工作中，他始终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他曾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经济建设。下面是我亲身经历的几个事例。

在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时期，我当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秘书长兼计划处处长，也参与了“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同年8月，我们几位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随总理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总理虽同我们不住在一个地方，但他经常到我们这个宾馆来和代表团成员无拘无束地谈话。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保护干部做了极大的努力，为党保存了大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骨干，这是他为党的事业做出的又一殊勋。作为国务院下属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我也多次得到周总理的关怀，享受到在这样一位伟大政治家领导下的温暖和幸福。

“文革”初期，我在物资部受到了群众组织的审查和批判。周总理当时处境很困难，工作很繁忙，但仍不忘对我的关怀。他亲自对物资部军管会主任交代：组织三结合专案小组赶快审查，做出正确结论。在周总理的督促下，过了两个月我的问题就顺利解决了，“靠边站”时间仅有一年半。不然，像我这样的情况，拖个三年五载在当时来说是常见的。

周总理对干部的爱护还表现在他部署任务时，总是能设身处地地体谅经办同志的困难，给这些同志完成任务创造条件。“文革”开始后，在“四人帮”鼓动下，各地兴起了制作毛主席像章的高潮，消耗着我国十分紧缺的铝。当时毛主席对这种做法是不赞成的，说要“还我飞机”。1969年初物资部迫于形势，专项拨出5000吨铝给各地造像章之用。周总理知道此事后曾批示，要物资部设法收回这批铝。这在当时是很难处理的问题。周总理这么一说，实际上是对各地下了命令，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工作。我们连夜发出了通知，不久基本上收回了这些铝，完成了这一任务。小平领导我们整顿和改革1980年3月3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前，邓小平与袁宝华谈话。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经济部门工作，有较多的机会聆听小平同志的教诲。特别是1975年和打倒“四人帮”之后，与小平同志接触更多一些。他关于企业改革的许多思想与理论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尤其是在企业整顿、企业领导体制改革、企业职工队伍建设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论述，到现在仍十分重要。

1975年2月中旬，小平同志召集谷牧、万里和我到他家里谈整顿问题。他说，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特点是“高、大、半”（高度集中、大动脉、半军事化管理），所以整顿经济必须从整顿铁路秩序入手，并提出整顿内容与要求。这次谈话给我的印象是，他对整顿已经考虑得非常充分、非常成熟了，一条一条地讲。包括整顿铁路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采取什么措施？小平同志要我们马上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文件，实际就是将他的谈话整理成文件。文件起草了以后，马上开会，要求全国各个省、自治区、市工业书记都来参加。我在办公室里整整打了一晚上的电话。

我们当时敢于抓管理，就是在小平同志的支持下，有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无畏的精神，使受到破坏的企业管理逐渐恢复正常。

1983年12月，彭真同志打电话给我说，小平同志下了决心，工厂企业还是要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负责制不要带任何帽子。小平同志在企业改革中，坚持抓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其最终目的是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促使企业走向市场。

小平同志十分关心管理工作，特别是对企业管理工作十分关注。1980年3月，我陪同小平同志接见一位日本朋友，在接见前，我向他介绍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时，小平同志很兴奋，他说，要狠抓企业整顿，坚持改革企业领导体制，把企业管理作为大事来抓好。

从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亲身经历中，我认为小平同志有许多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高尚品德和精神。一是小平同志坚持原则、毫不妥协的精神；二是小平同志具有不计个人恩怨、大公无私的优良品质；三是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同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四是小平同志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伟大的气魄和科学的思想方法。开创者和教诲者陈云1985年6月13日袁宝华到中南海祝贺陈云同志八十寿辰

陈云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从20世纪40年代初在中央组织部开始，我先后与他有50多年的接触，他的品行一直是我学习的楷模。

我最早接触到陈云同志是在1941年。那一年，我从中央党校学习后，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当时，陈云同志是中组部部长，所以和他接触比较多。比较深刻的印象是，陈云同志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一般用90%的时间调查研究，用10%的时间做决策。重要的问题他总是亲自去做调查研究。还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陈云同志总是亲自抓大事，放手让干部大胆地去工作。

1958年，北戴河会议确定钢的产量要在1957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即从535万吨增加到1070万吨。

陈云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一项一项地找我们谈。当时，我在冶金部管生产，陈云同志认为，要生产这么多的钢铁，首先要保证矿石的供应，所以他就先从矿石抓起。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前前后后找我谈了有六七次，一个矿山一个矿山地谈，每个矿山储藏量是多少，开采的条件如何，矿石的品位有多少，运输条件怎样，都详细地询问了一遍。最后提出来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不能超过1300万吨。这个意见被毛主席采纳了。

以后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观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量力而行”，即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要量力而行。

陈云同志抓经济工作十分仔细，总是及时了解生产情况，及时检查了解计划的执行情况，容不得半点虚假。

陈云同志抓经济建设工作抓得很紧，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陈云同志在北京饭店召开的干部会议，各个省市都参加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我们对于经济建设缺乏经验，可是那时恭恭敬敬地向苏联学习，向专家学习，严格地按照经济规律来办事情，基本建设也是严格地按照程序办事情。但是也确实发生了一些拍脑袋、拍胸脯，不严格按照程序办事的事情。陈云同志严肃地批评了一顿，那时候叫什么“边设计边施工”，他说你们这些战争期间建立了功勋的老同志啊，到经济战线上来你们不能瞎指挥啊。

（以上文献摘编自《袁宝华文集·第九卷·永远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