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向政府“喊话”
的企业家会越来越多

独家专访蔡晓鹏———敢于向政府“喊话”的企业家会越来越多

“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桔子酒店CEO吴海因这样一封公开信引起广泛关注。5月14日，公安部、国税总局、工商总局、卫生部等多个部委相关负责人，在中南海召开研讨会。吴海作为特殊来宾，坐在了主持人的旁边。

北京金百瑞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晓鹏也在此次研讨会被邀请之列。蔡晓鹏曾在2014年10月15日中纪委和全国工商联召集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做出“国缺廉吏，鼠辈猖獗”的发言。5月28日，蔡晓鹏接受了《中国企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企业家“喊话”会越来越多

《中国企业报》：你和吴海的发言都得到了最高层的关注。

蔡晓鹏：无论是吴海的公开信还是我的发言都得到了最高层批示，吴海的公开信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批示，而我之前的发言成稿后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批示。这说明高层愿意倾听一线企业的声音，对于企业和企业家来说都是好消息。《中国企业报》：就你来看，为什么会有企业家选择这种形式来公开诉说不公正遭遇？今后这样的企业家会不会越来越多？

蔡晓鹏：企业和企业家的眼光都会放在如何发展上，而不会盯住相关主管部门，更不会在受到骚扰的时候有意收集材料以图秋后算账。

企业向高层反映问题一般都是无奈之举，这说明在政商关系当中企业和相关主管部门之间还缺乏有效合理的沟通渠道和方式，企业和企业家没有办法了才会直接向最高层喊话。在高层关注之后，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以“喊话”形式来反映问题的企业家可能会越来越多。红顶商会被处理，部分财物已退回

《中国企业报》：你做出“国缺廉吏，鼠辈猖獗”的发言已经超过半年，在这段时间内，相关部门有什么动作？

蔡晓鹏：这期间基本可以归纳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我发言后的2014年10月到今年3月吴海公开信发表之前，这期间相关部门组成了调查组，对我反映的问题开始进行调查，但这些事情在春节过后冷了下来，好像并不是那么积极了。

第二阶段是吴海的公开信发表之后，这个阶段的效果比较明显。5月初北京市召开了会议，市长王安顺责成纪委调查我所反映的问题，要求10天内拿出调查初稿。5月14日，中南海又开了会。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关部门的反应和解决问题的速度可谓雷厉风行。我听公司的工作人员说，经过调查已经处理了一家“红顶商会”，一些以前骚扰过我们的部门和人员开始退回一些财物，大概价值几万元。

第三个阶段将从6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年底，北京市将重点查处“骚扰”与“难为”企业和企业家的行为。企业从生到死政府都要管

《中国企业报》：行政管控对企业的束缚主要有哪些体现？

蔡晓鹏：行政主管部门对于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企业生存权的审批、发展权的控制和合法权益的侵占三个方面。

生存权主要体现在企业设立方面，主管部门不是以企业是否能适应市场为标准，而是企业是否遵守了它的规定。我的企业主营食品，当时生产线已经建好，等相关部门检查通过后才能完成设立程序正式运营。检查过程中，政府工作人员竟然以我们配备的指甲钳和指甲刷数量不够为由不让通过验收，让我们三年后再来。这样的行为可谓任性十足。

对于企业发展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手伸得太长，管了他们不该管的事情，甚至从生到死都要管。

而侵占企业合法权益的事情就更多了，我和吴海反映了很多类似的情况。《中国企业报》：如果取消政府监管会不会走向另外的极端？

蔡晓鹏：当然不是说完全取消监管。一些国外成熟经验表明，可以发挥中介机构和专业协会的力量，在市场上随时抽查，发现有问题就可以向法院起诉，通过程序完善的审判来决定是否惩处企业，建立信用档案。同时引入企业自治，让企业之间互相监督，让企业选出的机构监督，这样更加完善和高效，更能保障公众利益和市场发展。“急症治标缓症治本”

《中国企业报》：你是否担心你所反映的问题过一段时间会反弹？

蔡晓鹏：从目前召开会议的规格和相关部门的反应来看，中央真正重视了一线企业所反映的问题，中央的重视使得以前骚扰企业和企业家的现象有所收敛，而且在近期内他们也不会再来。以我的企业为例，至少近期没有再遇到被骚扰和为难的现象。《中国企业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府的改革重点在哪里？

蔡晓鹏：缓冲政企矛盾，可以按照“急症治标缓症治本”的中医原理，当务之急要解决三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行政任性，牟利性管控、政出多门。要尽快清理陈规，消化现有不合理规定同时加大立法管控，严控新增不合理法规。

第二个难题是对于企业的管理人治多于法治。很多情况是不单人治，同时是小吏就能决定很多企业命运，要向依法而不是依官员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正义转型。

第三个难题是权力缺少制衡及监控制度的缺失。应在法律上赋予企业应有的参与立法权和执法监督权，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被侵犯时应有多渠道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