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党”式劳资监管伤害公信力

“标题党”式劳资监管伤害公信力

那些用夸张话语吸引眼球的做法通常被称为“标题党”。

按道理讲，政府部门的监管行为一定是要依法而行，对于监管结论的措词也一定是非常严谨的。但最近，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郭军点名批评富士康的言论，却使用了“导致过劳死或自杀现象时有发生”这种颇有刺激性的措词，让人觉得很是有些“标题党”的风格。

2月2日，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法律工作部部长郭军就《劳动法》实施20周年情况进行回顾。在说明“超时加班问题相当严重”时，郭军表示，富士康等一些企业长期违法安排劳动者长时间加班，致使部分劳动者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导致过劳死或自杀现象时有发生。

富士康，一个民营世界500强企业，并且一直处于舆论关注的焦点；过劳死，自杀，时有发生，都是足够吸引眼球的字眼。当这些词句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即使没有把其作为标题，其所引起的关注甚至远远超过一般“标题党”的能量。

然而，事实真是像郭军说得那样吗？首先从2010年富士康发生14连跳后，截至目前4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卫生组织及权威部门证实，这些员工的跳楼自杀和长期加班有任何关联；同时，郭军在描述过劳死和自杀时，用了“时有发生”这样一个表示高频度的词汇，但别说是富士康一家企业，就是把全国所有企业中过劳死及自杀的员工数量加在一起，也配不上“时有发生”这样的词吧。从某种程度上讲，这非但不是对富士康等企业的监管，而是对中国企业的抹黑。

事实上，加班频次最多、时间最长、劳动强度更高企业，并不是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型企业，而是一些金融、咨询、广告、传媒等所谓智力型企业。加班最多的人，不是生产线上的工人，而是写字间里的白领。民间有一个段子说，可怕的不是有人比你优秀，而是比你优秀的人比你更努力，正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比如，近日媒体在描述安邦掌门人吴小晖的工作状态时，就称“他是个‘工作狂’”，“同事形容他‘从早上7点开始约客户吃早餐，常常在办公室加班开会到凌晨两三点’”。只是高管阶层和白领的“体面”、“风光”及“高收入”，从很大程度上让社会甚至劳动监管部门忽视了他们才是更严重的“过劳”一族。

在全总公布的2014年度劳动关系领域十起典型违法案件和劳动事件中，几乎没有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的身影。但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恰恰是就业歧视的重灾区。政府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招聘，往往附加着学历、年龄、户籍等条件，甚至有的单位设置严格或特殊招聘条件进行“萝卜招聘”。其实这些条件都不是被招聘人员能够胜任工作的必要条件，而每个条件背后都暗含着对“不符合条件”者的歧视。尤其为人诟病的就是户籍限制。政府和事业单位非但没有在就业公平方面作出表率，相反却是用包括户口在内的一连串门槛把优秀人才挡在门外。

全总此次批评了一些国有企业中的劳务派遣问题。不可否认，劳务派遣中确实存在着同工不同酬等用工不公平问题。但劳务派遣所形成的用工“双轨制”，也是国有企业改变用工机制的一种改革。从现实来看，国有企业的用工依然处于非常僵化的状况，内部子弟“接班”等问题在国有企业，特别是效益好、收入高的垄断型国企中普遍存在。众所周知，近年来，大庆油田就因取消油田子女“接班”政策，多次遭到老职工的反对。如果没有劳务派遣，国有企业的用工成本就无法降低，国有企业的用工制度改革就可能停滞不前，最后，高成本的、内部裙带式的用工机制也必然会拖垮国企。

高度发达的劳动力市场是对劳动者利益最好的保护。越是与劳动力市场隔绝的单位，劳动者越是要被迫接受内部的各种“潜规则”；越是流动自由的企业，劳动者越是可以用脚投票，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和工作环境。从这个角度讲，全总除要加大对违反《劳动法》情况的监管，更要致力于去创造一个高度开放的劳动力市场，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让市场规则和法律一同成为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重要力量。（相关评论见第十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