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中国企业家是否已不再热衷

达沃斯，中国企业家是否已不再热衷

7971公里———这是瑞士小镇达沃斯距离北京的飞行距离。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比这个更远的可能是企业家心理之于“达沃斯论坛”。

此时的世界，正值达沃斯时间。从当地时间21日起，第45届世界经济论坛正在这个只有万余人口的小镇召开。在本届年会上，由李克强总理率领的80多位中国人备受瞩目，除了政界代表，站在总理身后的还有任正非、马云、董明珠、刘积仁、高纪凡、时文朝、张欣、张懿宸等十多位企业家。他们在达沃斯集体亮相，不仅让年会的“中国味”更浓，也让许多国内同行者“羡慕嫉妒恨”。

与其他性质的商务活动相比，达沃斯论坛也有“空谈”之嫌，但这并不影响其作为全球的“政经盛宴”。对媒体和公众来说，重要人物就热点问题的最新表态是最大的吸引力，但对于企业家来说，与“权势人物”交流或聆听他们关于未来的设想，恐怕是论坛吸引他们的最大原因。马云就说过，“达沃斯是一个说狂话、空话的地方，但它总能够给我方向感。”“马云语录”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达沃斯作为思想汇集的地方，对有影响力的企业和有影响力的人来说，论坛就是其发挥影响力、进而影响世界的舞台；是形成全球共同价值观、帮助企业家实现商业价值的地方。在参加过论坛的中国企业家里，田溯宁因参加完论坛，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过去他做通信技术，现在做产业基金，就是先后从两次论坛上得到启发；马云称自己在达沃斯找到了很多“趋势性”的理念；王健林则利用看似务虚的论坛，落实了一笔价值20—30亿英镑的投资项目谈判。不但如此，包括中国国际期货经纪公司董事长田源、中远集团总裁魏家福等早期的参与者，在他们博客或笔记中，大体的反应都是“信息量大、层次高、讨论的问题比较超前，能给出方向感，看出世界未来的发展趋势”。

对论坛，只要是好评，东西方人的说法大体一致。在西方，收到达沃斯的邀请函，本身就被视为一种荣耀，代表着你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数千人之一。而达沃斯也因为将全球“千强企业”纳为会员，而强化了自己作为“全球第一经济论坛”的地位。

所以，马云、王健林、田溯宁、潘石屹等“达沃斯人”，每每归去来兮，他们本人或团队，必利用自己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兴奋地谈论着那个雪国小城给他们的脑力激荡。他们的做法客观上带有炫耀的色彩，但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人家是“显摆”，事实上，这一小拨达沃斯论坛上的中国常客，都成了触摸全球化的中国人，成了追寻“中国梦”的前锋。

对达沃斯的其他参与者以及发达经济体来说，他们想把目光投向中国，以求踩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脉搏；同样，中国也需要跻身类似的全球化俱乐部，跳上舞台告诉世界“我在这里”，甚至参与规则的制订。由此可见，造访一个用思想“征服”世界的小镇，企业家的兴奋是情理之中的事。

但是，这些“达沃斯人”的震撼，对国内大多数企业家来说是“心向往之，而力无以至之。”

首先是资格问题。企业如果想参会，必须先获得邀请，受邀的企业必须满足相应的条件，最基本的包括企业具有全球性色彩、是所在行业或国家的顶尖企业、能发挥领导作用等。当然企业也可以主动申请加入论坛，在通过考察和评估后，如果符合条件，才能获得邀请函。不管是哪种，要想参会都必须交上60万瑞郎（约合408万人民币）的参会费。

2014年中国企业500强的入选门槛是228.6亿元，所以，60万瑞郎的会费对相应的中国企业来说不是个问题，只是大会所使用的官方语言，则让许多中国企业家勉为其难。在达沃斯，所有的交流都是在讨论中进行，不仅仅要会英语，还能够用英语探讨行业、专业问题，这成了多数中国企业家迈不过去的一道门槛。这对同样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印度来说，他们的英语基础好、民族性格开放，这让印度企业家在达沃斯上经常抢了中国的风头。

其实，中国企业家在达沃斯群体失语，并不完全是“英语短板”的原因，不能不说的是，中国企业家的内敛，在一定程度上与达沃斯之间存在着心理障碍和畏惧心理。对此，“老代表”田溯宁分析认为，“中国已经在全球化中有这么重要的位置，就应该把自己当成主人。别人不理你，你就主动说话，有什么了不起的。”

因为不愿多说，还导致中国力量在达沃斯缺乏组织。印度在达沃斯组织了“印度之夜”，耗资300万美元，邀请达沃斯与会者一起狂欢，将印度推销给世界，这让不少中国企业家感觉很尴尬。

还有，在达沃斯的闭门行业会上，往往都是邀请行业前20—30位的企业，这样中国企业即便入围，也数量有限，难以形成群体优势，对不够张扬的中国企业家来说，如果感觉势单力薄，不但发言交流很少、觉得孤独，甚至有退出会场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