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就是要改掉有关部门的管制思想

北京金百瑞果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晓鹏：简政放权就是要改掉有关部门的管制思想

蔡晓鹏

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健康的政商关系一直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土壤，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和当下政府正在实行的简政放权都在为此而努力，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社会各界都关心的议题。

北京金百瑞果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晓鹏日前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多方努力，企业发展环境有所改观，但还在一些方面存在问题。

当家不做主，做主不当家

《中国企业报》：从法治角度来说，你认为你所在的行业现状是什么样的？存在哪些问题？

蔡晓鹏：我所处的行业统称为食品行业，这个行业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这个行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企业非常多，尤其中小微企业特别多。

用现在食品行业一些相关法规来举例，比如企业能否进入市场要经过行政审批，主管部门说了算，而不是看这个企业是否有合适的产品和经营的能力。这就好比一个学校里的学生都想去打球，而最终打球的不是看谁打得好，而是看平时学习考试成绩和课堂上的表现。而这种现象就是我们这个行业里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我称其为“当家不做主，做主不当家”。只要这样的行政许可存在，就很难做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另一个现象是管得太宽，法律法规与现有的技术和实际情况脱节。现有的食品行业法律法规要监管所有的生产环节，这看似是对食品安全的重视，但实际上根本达不到。以我的企业为例，一个车间每天产生的数据有上万个，再加上庞大的基数，监管所有食品行业企业的完整生产环节是天方夜谭。当然我并不是说食品企业就不监管了，必要的监管非常有必要，但没必要监管全产业链，只要监管产品就可以了。

行政审批多数要先花钱

《中国企业报》：行政审批权为什么会这么重要？

蔡晓鹏：打一个比方，我当过生产队长、大队书记，虽然是土皇帝但有特权。而这些特权来自于我能开“证明”。我生产队里的人无论要上学、结婚、当兵等等，我不给开证明或者介绍信，他就什么都干不了。又比如，知青上大学有两个名额，但有200个人都想要，最终推选权在我这里。

“证明”就产生了人的经济活动、人身活动对你的依附性。我如果不发话，你们什么事都干不了，权力就是这么来的。

同样的道理，既然有这么多好处，哪个部门都不会自愿放弃。我对行政审批的直观感受是虽然要走程序，但多数还是要先去花钱。

比如现在进入北京的农产品要有无公害认证。从政府管理来说这是好的，但对生产者而言，这是要花钱的，做个认证要两三万元。

本来农民种的东西可以销售，一旦要进入比如超市、便利店等“正规”渠道，就会要求提供资质、流通许可证，没这个证，他们不收。

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农民就一两亩地，很难办证。要请吃请喝，要搞水质检测，每个环节都有程序。所以，有时就一个企业挑头，花钱办证，再从农民那儿收，形式主义很严重。这客观上是作假，但规定就是这样摆在面前，单凭农民自己去做非常难。

小账痛心，大账惊心

《中国企业报》：你认为现阶段的行政审批会带来哪些问题？

蔡晓鹏：举个例子来说吧，某区食药监部门去一家工厂检查，说法人代表没有健康证。这是什么规矩？一个大型企业老板怎么会直接参与生产？难道他生病了以后工厂就不能生产？

行政性审批只是对企业的一种束缚，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收费不合理。这些收费具体到每个企业可能是笔小账，但要是全加起来可就是一笔大账。比如对基本上所有食品企业都要用到的电子台秤的检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对于我企业电子台秤的检测费用是360元钱，而且给我们开的是娱乐业发票。要知道一台秤在市场上的零售价才80到120元，一次检测的钱就够买3台秤了。如果照这样算下来，很可能会发生电子台秤检测费用大于销售费用的怪现象。而如果再加上用秤的企业数量巨大，仅电子台秤的检测费用在全国范畴就会是个很大的数字。

《中国企业报》：政府一直在提倡简政放权，你认为效果如何？

蔡晓鹏：无论简政放权还是反腐倡廉，对于企业来说都是利好消息，但还是存在明简暗不简的现象。要减掉的不是某些细枝末节，而是要改掉相关部门为主导的管制思想，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否则只能在局部更改，整体效果不会明显。

同时要注意的是，在简政放权之后，一些之前的主管部门因权力丧失出现了不作为的情况，对此我建议，给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建立信用体系，实行信用考核制度，同时还可以引入现代化质量管理体系，这样就能解决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不作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