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官巨腐”警示简政放权的末端监管

“小官巨腐”警示简政放权的末端监管

现金1.2亿元，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日前，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家中的“财富清单”被纪检部门曝光后，让人震惊。公开报道显示，马超群虽然仅是一名副处级官员，却有着“不给钱就不给你通水，给钱少了就给你断水”的权力，一些当地的酒店和房地产开发商曾遭遇断供水等要挟，被迫向马行贿。

其实，腐败的要害，不在于级别的高低，而在于权力的异化。

在很多人看来，涉案金额上亿元的巨贪，肯定都是位高权重的大官，殊不知，近段时间以来，处级、科级、股级干部频现大盗之举。比如被称为“土地奶奶”的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一个科级官员，敛财也达一亿多元。科级官员原本只是中国最底层的小官，竟以亿元级敛财。这些“蚁贪”长期扎根基层，面向企业，造成关系网错综复杂，甚至亦可权倾一方。即如马超群，作为供水公司总经理，其权责范围包括自来水经营、建设工程用水、供水设施建设等，其凭借在供水工程的垄断权力，多次向企业索贿。当然，不只是“水老虎”，还有多次被曝光的“电老虎”、“路老虎”“煤老虎”，他们处于权力体系的末梢，既容易对企业产生直接影响，也容易形成集体腐败的“人脉”，他们手中的权力更容易变现，这次发生在秦皇岛的“小官巨腐”案例，就印证了这个判断。

首先，“小官”工作的供水公司，垄断与供水有关的公共服务，在市场中“跑马圈地”，占据了最有利的地方，是市场中的“计划经济”，这就有了寻租的空间。其次，“小官”担任科长职务，顶多就算个芝麻大的官衔，是权力架构中的最底层。俗话说“阎王好对付，小鬼最难缠”，这种小官，如果看不见“孝敬”，他们随时随地可以给企业找茬，让企业转圈，给企业造成更大的损失。

这些“小官”手中的权力之所以容易兑现，原因之一是，“小官”虽是垄断部门的最末端，但也是为数不多的沟通渠道，其他部门和社会大众必须跟“小官”打交道，才能把事情办成。正所谓县官不如现管，表面上看供水等公共服务被垄断部门控制，实际上被分散在末梢的各个“小官”控制，他们是具体的“垄断者”，因此能发号施令。其二，“小官”虽小，但他们掌握的公共资源可不小，供水、供电等公共服务，土地、交通等审批服务，都关系项目的启动、工程的进展以及这个相关资源的整合。

还以房地产企业为例。全国所有的楼盘开发，施工之前都要拿到供水系统的“放行条”，施工现场临时“三通一平”的第一道就是“通水”，随后是“通电”、“通气”及“通路”。并非找到供水系统就能马上解决楼盘的供水问题，还要请该系统工作人员过来做相关勘察，合规之后由他们统一对供水工程进行招标和施工，所需要的费用和施工进度，都有赖于供水系统作主导，开发商只能配合，如果不打点好“马超群们”，直接影响“五证一书”的获取。

这些年来，国家一直在致力于简政放权，特别是新一届政府施政以来，取消和下放审批权动作很大，权力的下放，本来为了给企业松绑，为市场减负，但也给权力的执行者提供了“套利”的机会。因此，仅仅取消或下放公权还远远不够。只要存在不受约束的权力，就必然会产生腐败。一个马超群倒下了，很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其他马超群，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坚硬冰冷的现实。因此，若想从根本上杜绝“亿元科长”，关键仍在于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

其一，对于那些业已下放的公权，应该制定严格的规则与程序，特别是要强调公开透明。对事关企业生产经营大计的某项决定，应该完善集体决策机制，将权力的公开运行具体细化，落到实处，如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公开、何种范围公开、公开的程度如何等等。除了内部监督之外，还要接受社会监督、法律监督。

其二，小官的“签字权”和大官的“审批权”一样，都是公权力的一种，它既然可能因为官商勾结而被赎买，那么，相应的就会有利益受损者，因此，拓宽并畅通相应的检举揭发渠道，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背靠企业，搞权力寻租，对市场危害之大，不仅仅是损害了企业利益，还伤及行业发展。“小官巨腐”表面上来自不法企业的贿赂，实则这些代价还是会转嫁给社会公众。一个良性的社会，绝不能容忍这样的行为，当此之际，必须以最严厉的雷霆行动惩治腐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作者系中国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