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会长的权力角逐

商会会长的权力角逐

王利博制图

商会会长本来只是一个以服务为主，需要具有较强责任感的民间社团领导，但由于会长身份背后的“权力”和利益，会长一职竟成为人人争抢的“香饽饽”。记者不久前从贵州省商务厅了解到，在贵州的几个异地商会，各企业主为争当会长，引发一出出闹剧，其中，广东商会公开选举新会长，原会长卧病在床竟不知情；浙江总商会“三权并立”，3位会长共持一会；湖南商会会长之争激烈，最后一分为二，两大商会分庭抗礼。

“权力”江湖

原本依托乡情、商情纽带连起来的一帮同乡人和同道人，却逐渐形成了一个“权力”纷争的江湖。

2004年，做能源矿产生意的广东商人黄伟星，开始在贵州筹办广东商会，消息一经发布，各家粤商纷纷响应。当时踌躇满志的黄伟星可能难以想到，9年后，他一手培植起来的广东商会会“背叛”他。

记者从一些商会会员口中得知，黄伟星经常以商会为平台广交朋友，而朋友之间的聚会交流，少不了请客吃饭。黄认为自己这样做是为商会广结人脉，获得信息和资源，但商会中的不少理事和会员却对此不满，他们认为会员交纳的会费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

2012年底，黄伟星生病入院。2013年3月，群龙无首的会员重新组织会长选举，原任常务副会长的圣济堂掌门人丁林洪上台。

据称，黄伟星是在病榻上得知这个消息的。此时，在贵州广东商会的官方网站上，他已“被”授予“创会会长”称号。

商会内部人士告诉记者，黄不满于自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无故罢免，拒不交出商会的公章与相关证照。丁林洪方面斡旋无果后，于是发出公章遗失的公告。消息传入黄伟星耳中，他立即出面澄清：公章并未丢失，他并不承认新任会长。

当地政府在广东商会的“权力”纠纷中无从插足。贵州省商务厅综合处处长白鲁健对记者表示，政府想跟广东商会进行商贸业务上的对接，但根本不知道跟谁对接；想帮助商会整理内部矛盾，但“清官难断家务事”，异地商会这种特殊的民间社团组织，政府也无法找到合理的介入方式。

在贵州，异地商会的内讧并非仅广东商会一家。在贵州影响力颇大的浙江商会，在前会长叶森林即将卸任时遇上了难题，参加竞选的几个常务副会长谁都不肯放弃。今年1月份，在贵州省及贵阳市相关部门的协调下，浙江商会内部终于达成统一，选举产生了第三届核心领导，诞生了会长、第一会长(法人代表)、执行会长3人共存的领导机构。

而作为同一个商帮，湖南则出现了贵州湖南商会和湖南企业联合会两块牌子，“权力之争”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湖北商会权力内讧也在坊间被传得沸沸扬扬。一时间，贵州各大商会突然成为了一个风起云涌的“权力江湖”。

纷争背后

事实上，企业建立的异地商会，承担着行业自律、维权、服务、协调、管理等任务。商会往往成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黏合剂”，成为会员企业征战商场的利器。然而贵州各家商会在抱团打江山的同时，却展现出权力纷争、管理混乱的现状。

其实，异地商会从注册伊始就已存在隐患。根据我国相关条例，异地商会必须接受民政部门和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然而，全国各省的异地商会业务主管单位却五花八门，工商联、统战部、商务厅、招商促进局、经贸局、驻外办事处等部门，都能成为商会的主管部门。注册程序的混乱，导致很多成功注册的商会，实际上缺乏广泛社会代表性，尤其是在商会制度不完善、监督缺失的现实情况下，不少商会会长管理和服务很不到位，难以服众，会员单位产生利益分歧与权力纷争是难免的事。

而企业主们争当商会会长的热情之高，也让人们疑惑，因为会长身份不仅代表着更加高昂的会费，还代表着更多责任和义务。但是，一位湖北商会会员接受采访时直言：“为什么不当会长？会长就是身份的象征，会长就是大玩家的准入证！”

针对这个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社会学者认为，其原因在于民间商会正慢慢成为“二政府”。现在贵州社会上大多数的商会会长都具有多重身份，他们既是商人，又是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其影响力和话语权直达地方政府高层，成为两地政府的“信息中转者”和“商务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