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25年，中国由“依赖者”转为“供给者”

APEC25年，中国由“依赖者”转为“供给者”

苏东解体和冷战的正式谢幕，并没有削弱地缘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所扮演的积极作用，相反，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随着全球经济结构性调整、全球产业布局的分化组合和经济力量的重组，依托于特定地缘结构催生了全新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经济常态。在这一背景下，1989年1月由澳大利亚总理波比·霍克倡议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国家部长级会议”，于1991年正式接纳中国为其会员国，由此开启了将亚太地区两个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战略要冲和区域经济中轴地位的大国整合到同一个区域经济组织上来的历史。

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和区域集团化这一全球经济驱动力的逻辑产物。作为国际地缘政治的逻辑延伸，经济相互依存进而寻求区域内的共同利益最大化，通过开放多边贸易的方式来减少横亘在各国，尤其是地理区位上紧邻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同样是APEC的核心宗旨。亚太地区从初创时期的12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到今天的21个国家和地区，整个经合组织的国民生产总值却占据了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56%，就是对这一共赢目标的最佳馈赠。

就中国而言，国际经济全球结构性腾挪为中国带来了长达30余年的高速增长契机，建构在自身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同样深深得益于这种区域经济组织的深层次带动。如果将中国对APEC的依存关系进行一个历史性分析的话，不难发现，二者的关系已从最初时期中国作为仰仗APEC提供更为充足的外部市场和建设资金的依赖者阶段，转向今日中国为其他成员国提供更为充足的市场契机甚至深层次发展所急需资金的供给者阶段。这种关系架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共同利益最大化这一初始目标已达成的一个明证。

中国所拥有的13亿人口，已成为撬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继续发展，各国经贸往来继续密切的重要杠杆。13亿人口所形成的统一国内市场，对周边经济体的辐射效应和带动效应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经济技术变革的第二极，承担了更发达的成员国的产业结构转移的首选地，也为更欠发达成员国的经济技术结构性提升预留了足够空间。以中国市场的巨大消费需求而论，无论是来自于第一产业集群的高端技术产品，还是来自于第三产业集群的大量农副产品，中国均为其开拓了充足的市场空间，为其本国经济发展增添了积极的外部激励因子。

与此同时，伴随着共赢机制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中国在经济领域中所扮演的积极负责任的大国角色，已经实质性地影响到了亚太地区的经济稳定。无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海啸，还是2008年的两房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局中，中国都通过自我利益牺牲的方式来稳定了亚太地区的经济局势，并为亚太地区从金融危机中快速恢复过来并实现平稳增长起到了桥头堡的作用。

不仅如此，亚太地区历来是地缘政治的要冲，而这一地区的历史复杂性以及大量悬而未决的历史公案也使得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免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所秉持的和平发展模式，着眼于消除种种因为历史因素和现实利益瓜葛，进而从国际关系的和平范式为该地区的关系稳定注入了强心针。尽管不免各种磕绊和纠葛，但中国所秉持的国际道义立场仍然是该地区实现经济稳定和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我们从政治文明和经济增长的复杂关联以及大历史的长时段分析视角来看，亚太经合组织与中国之间的复杂关联，仍将是这一地区经济合作继续深化扩展的重要驱动力，它们将构成全球经济洪流中一股极其重要的力量，成为全球经济大舞台上一支需要认真对待的经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