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我的依法治企试验

孙大午：我的依法治企试验

“十八届四中全会定调‘依法治国’，是因为‘官大于法、权大于法、以权压法’等特权现象泛滥。我理解，‘依法治国’的核心其实就是‘依宪治国’，把权力关进笼子，完善和强化宪法的实施，深入推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10月24日，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发布后，河北大午集团监事长孙大午第一时间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大午集团是一家私营企业，十年前在企业内部推行了私企立宪制度。“大午集团的私企立宪制度本质上就是依法治企。家族企业一旦形成规模，最让人担心的不是职业经理人的缺位，而是家族成员的越位或是创业元老们形成的特权。私企立宪对企业的所有者、决策者、经营者进行了分权、确权和限权，并确定了企业治理的十六字方针：产权清晰、制度健全、目标明确、赏罚分明。”孙大午说。

“谁当家谁是老板”

甲午之年，孙大午六十岁，大午集团也已到了而立之年。当下的大午集团已是一个拥有十五个子公司和两个合资公司，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固定资产10多亿元，年产值20多亿元的民营企业集团。

用知名经济学家童大焕的话说，孙大午用“私企立宪”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让有能力的人创业，让没能力的人享福”的梦想，并且在一片盐碱荒滩上建起了六千人的“大午城”，员工来去自由，工龄一年以上的员工即有董事会高管的被选举权。开放、自由的制度不仅实现了权力的顺利接替，而且激活了人的能量，企业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外债，规模虽不算很大但是每年增长的势头良好，甚至远赴海南等地建立分厂，资金则源源不断回流。

大午集团正是用“私企立宪”的制度，通过选举的制度安排来维持公司与家族的平衡，达到家族企业的内部和谐，既保持企业组织的活力，又保持家族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模式的外化效应，则是企业中的非家族成员能得到相应的激励，企业也因此得到新鲜的、非家族成员带来的活力。

大午集团的企业高层、子公司领导人都实行了竞争（选）上岗，将“谁是老板谁当家”变成了“谁当家谁是老板”。这也使得大午集团这个三十年的企业焕发出勃勃生机。在私企立宪的制度下，集团高层及子公司的领导人都在依法有序的更替，任上的和准备竞争上任的都在倾心打造自己的团队，呈现出团队精神和前景美好的局面。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国际家族企业学会会员裴蓉表示，大午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在所有权上家族核心成员一股独有，经营权上以互相制衡为导向的监事会、董事会、理事会三权分立，以选举的方式实现立宪的家族企业治理机制。整体传承是大午模式的特征之一，也是大午模式实现企业立宪的重要前提。

私企选举并不常见

提起孙大午，就不得不说他十年前那场牢狱之灾。2003年，孙大午涉嫌“非法集资”，祸端缘起于为解决鸡饲料而向乡里乡亲借玉米。后来周围村庄的农民都把粮食存放到他这里，企业给打借条。半年后新粮食收获了，这些存粮如果仍然不需要取回去，就按国家的收购价变现，就高不就低。以这样的方式，在没钱办企业的日子里，孙大午夫妇跟农民以实物交易解决了养殖的原料问题，资金也盘活了，也就有了“粮食银行”的称号。

也正因为此，不测风云降临到孙大午的头上。那年，集团的所有高层，包括大午三兄弟全部被抓进监狱。大午集团几乎遭遇灭顶之灾。仓促中，大午的长子孙萌、侄女刘平，当时都只有二十几岁，不得不紧急接手企业。孙萌后来回忆说，那年他已经办好了出国留学的手续，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中，他被迫放弃了学业，紧急中挑起了企业的重担。

幸运的是，被羁押158天后，在“判三缓四”的结果下，孙大午走出了看守所大门。

重获自由的孙大午开始思考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制度建设。一年后，“私营企业君主立宪制”在大午集团试水。

大午的“私企立宪”则包括：集团设立企业宪法，在企业宪法下，设立三会联席制度，董事会是决策机构，理事会（经理层）是执行机构，监事会监督产权的传承和企业的运营，重大决策由监事会、董事会、理事会的“联席会议”裁定。而核心领导层由企业全体员工选举产生，正式员工都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按照规则，董事任期两年，董事长和总经理任期四年，均可连选连任，董事长和总经理还可分别提名配备若干名副手。董事会、理事会和监事会三会并立并行，相互制约。

这样的私企立宪、集团内部公开选举制度在很多民营企业中并不常见。通常所见的选举发生在政治领域的比较多，国际上的家族企业也很少有选举一说。只有日本的丰田等少数企业是靠选举来推选领导人。而欧美的家族企业里普遍聘用职业经理人管理运营企业。

大午集团的选举模式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童大焕说，孙大午的模式，保证了自由开放公平的竞争制度，加上集团自发生长的力量，更符合事物自身发展的逻辑和规律，也因其自由、开放而更加平等、更加持久而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