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法治30年：企业家期盼踏踏实实赚钱

企业法治30年：企业家期盼踏踏实实赚钱

年广久曾因卖瓜子被认定为“投机倒把”孙大午则因“非法集资”被捕郑元忠感叹：“如果我有罪，柳市七八万生意人应该全关起来。”李途纯倒在有关“原罪”的讨论声中 CNS供图

（上接第一版）

依法经营：

年广久们的商业困惑

1978年至2008年，被认为是另类的一群人悄然改变着中国的经济格局，在姓“资”和姓“社”的问题上，其实他们投入更多的是商业感情，政治是远离其中的。

他们是计划经济向商业社会转轨的先行者，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其存在过的价值远远超出为自己创造的财富，但更重要的是为改革开放后经济法制建设增添了一段“未了情”。

“瓜子大王”年广久的发家颇有些传奇色彩。“我1976年的时候就赚了100万元。”他不无自豪地告诉所有人。但在那个年代，年广久始终是个另类。

1966年，身处火红岁月，年广久关心的却是他的瓜子，尽管他成为安徽芜湖市的“监管对象”，但仍然不能阻止个体经济在年广久心里的生根发芽。

年广久会做生意，但那时不能注册企业。他对媒体谈起瓜子便如数家珍：每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炒几百斤，第二天中午12点左右，人们下班时间到了，就出去偷偷地卖。下午再备货，6点钟人们下班时间再卖。彼时多买多送的现代经商理念早已被年广久熟稔于心：买一包瓜子送一把。

现代营销理念对年广久来说并不陌生。1986年，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他的超前营销手段，在当时被认为是扰乱经济市场，一年后，芜湖市对年广久经济问题立案侦查，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

这已经是年广久第三次跨入监狱。而罪名分别为“投机倒把罪”、“牛鬼蛇神”和“流氓罪”。

邓小平在南方时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元，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南方讲话又一次提到了“傻子瓜子”。1992年，年广久因经济问题不成立而获释。

作为同一时代的风云人物，孙大午和郑元忠远没有年广久幸运。

2003年11月1日，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被羁押5个月后出狱，此前他以涉嫌非法集资的罪名遭警方逮捕，其事实依据为向三千多户农民借款达一亿八千多万元。

尽管孙大午事件得到了众多法律学者和媒体的支持，他最终选择还是不再上诉。但他的生活由此改变。定期到当地派出所汇报，出门要登记，有人来访也要登记，接受采访甚至常有人“陪同”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

孙大午还需面对账号被冻之后，集团的生产生活陷入困境的打击。在建项目全部停止是预料中的事，但亲戚都受到了牵连，牵扯的人很多。他不由得感叹，老百姓是很脆弱的，他们最大的恐惧是不知道这些都是为什么。

郑元忠于1973年开始创办实业，成为“柳市八大王”中的“电器大王”。1985年他创办了乐清市第一家规范化股份合作企业精益开关厂，并取得了国家机械部在全国城镇颁发的第一批低压电器生产许可证。

然而，上世纪80年代，郑元忠正用几层报纸，裹着圆珠笔芯，给两个最好的朋友写信：“曾觉得自己在社会的道路上正常地行驶，怎么会在无意中独自出轨？而最可耻的是如今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步进牢房……如果有关部门早指出正确方向或错误的存在，我谅必自己早已悬崖勒马，决不会到今天的地步。到如今讲这是投机倒把行为，那么有关部门要负一定的责任……”有一次，他靠在墙上写了一封2万字的信，责问政府政策为什么有变化：“如果我是投机倒把，柳市七八万生意人应该全关起来。”他写了四十多封信，寄给他能想得到的所有中央部门，但都石沉大海。

“八大王”事件当时轰动全国。对“八大王”的高调讨伐，令全国民营企业噤若寒蝉，再也没有人敢公然与国营企业抢原料和“扰乱市场秩序”了。这年柳市镇工业产值比1981年下降了53.8%，到年底，共揭出并立案审查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6.4万多件，判刑近3万人。

北京洛辉中煌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李平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当计划经济即将破冰之时，这些商业社会的先行者不约而同将中国经济变成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但都在企业法制建设空白之时“倒下了”。这是一个特定时期，由当初政策不清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依法维权则只能作为历史烙印停留在他们身上。

依法治企：

李途纯们的原罪之辩

1997年，国家经修订后重新颁布的刑法法典取消了投机倒把罪，这是一次经济体制上法律意义上的救赎，市场经济渐渐步入正途。

但一个问题是，在市场经济依法治企呼声渐高的背景之下，一些企业家却折戟成沙，纷纷倒在即将做大的路途中。

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于上世纪90年代创业，1997年事业起步，2004年，企业达到巅峰，3年后，太子奶引进英联、高盛等投资7300万美元，并签订了对赌协议。

值得一提的是，对赌协议在我国法律中并不承认为合法有效，其中部分条款亦为无效条款，因对市场预期过分看好和对法律知识的欠缺，在资本运作中，太子奶资金链断裂，从而导致企业破产，并最终由政府托管。

李途纯在太子奶失败原因中总结：世界金融风暴导致大股东遭受毁灭性打击；原投资太子奶的境外股东负责人持有股份，支持太子奶上市，个人利益将无限化，境外股东被撤职后，新来负责人在太子奶没有股份，提出反对集团上市。

李平告诉记者，企业重大事物的决策、实施以及规划离不开法律的支持，要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运行，才能得到法律保护。而太子奶在一系列问题中避开法律监管，找寻法律空隙，最终企业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不能依法维权，以至于产生一连串纠纷，虽说李途纯最终被认定无罪，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涉嫌“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着实让他受伤不轻。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曾表示，有关“原罪”的讨论之所以会一年接一年地不断出现，主要是由于市场上“没有制定一个良好的游戏规则”。

李途纯也不由得发出感叹，民营企业家急需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自身应该知道如何规避刑事风险和民事风险，要懂法律。

“改革开放后，有关‘原罪’的讨论就从未停止，现实是，诸如李途纯这样的企业家却实时倒在争论声中，有人表示惋惜，有人赞成处罚。”李平说。其实制定游戏规则还是需要法律来把关，依法治企将成为明辨原罪的火眼金睛。

依法行政：

企业家们的时代诉求

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的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还是党史上的第一次。这意味着依法行政提升到新的高度，企业将受益匪浅。

晋商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郭志勇认为，改革开放初期，企业法制内部法制建设不完善具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一般企业几乎没有法务部门，即使有也低于办公室、人力资源部门成为二级部门，这与相关企业法律空白、行政命令代替法律有很大关系。

李途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不少官员的观念中，是没有民营企业真正的位置的。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很多时候，当民营企业出现了问题，政府就像管国企一样，马上全权代理，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政府管企业使用的一些行政手段，和民营企业灵活机动的决策机制其实是矛盾的。

“国家层面、体制层面应该如何对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进行拓宽，民营企业需要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郭志勇认为依法行政是企业法制建设的前提。

2002年1月14日，广州贝氏药业有限公司诉国家计委（现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政府药品定价案，在市场经济中这起在业界轰动一时的价格官司———“中国药品定价第一案”，最终以原告的诉讼请求被驳回、政府定价行为在结果上得以维持而告终。但是该案所引发的问题不应该就此结束。

李平告诉记者，该案还引出行政法理论上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行政行为违背社会规律、自然规律而没有违背规范性文件的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该行政行为是行政违法还是行政不当？按照政治学理论，法律规范作为上层建筑，是以社会经济基础为基础的，法是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反映，从立法学的立法成本效益原则上考查，当社会规律、自然规律作为一般的常识、常情、常理为社会所公认时，法律规范没有必要将其作文字上的表述。因此，从实质上的依法行政原则考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构成要件，行政行为违反社会规律或自然规律时，也应当认为是行政违法而不是行政不当。

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贯彻落实不仅依靠法律规范的完善，还有待于执法者法律意识、法律思想、法治理念的提高。

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行政干预正变得越来越少，法律在市场经济中日益发挥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法令）》等法律为企业加快法制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与此同时，行政干预正变得越来越少，种种迹象表明，国企、民企的法制之路正破茧而出。企业依法治企、依法维权、依法行政将功不可没。

（实习记者苏浩然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