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领域“混改”破冰的启示

能源领域“混改”破冰的启示

清华大学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吴金希

北京现代产业规划研究院院长彭剑彪

混合所有制改革 有了新进展。自从2月19日中国石化发布公告，宣布率先推出油品销售业务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实现混合经营，到9月14日最终签署引资协议，中国石化用半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此次堪称能源领域“混改”破冰的引资计划。

话题一：该如何看待中石化的“混改”？ 《中国企业报》：您如何看待中石化此次混合所有制改革？

北京现代产业规划研究院院长彭剑彪：从这次中石化的招标来看，中石化也是非常重视和谨慎，对于投资者的遴选有着严格的要求，这不仅仅是资金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中石化在选择投资者时更注重其背景，这样说明中石化更加注重投资者能够带来不同的产业思维，希望能够借助于投资者进一步挖掘中石化的盈利潜力。

可以说，中石化的此次“混改”开启了能源行业的一个新时代。随着民营资本的进入，必将打破能源行业的垄断行为，而且对于能源行业的变革都将会产生震动。比如说，能源行业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如何发挥能源行业的网点优势等，都会对中石油等大型国企的改革起到示范作用，自然也会加剧能源行业在非能源领域的竞争。应该看到，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探索，尤其是能源领域的改革。

这次中石化的混合制改革也是国企改革的新模式，对于能源行业和其他行业比如电信、电力等行业都有着巨大的刺激作用，必将引发新一轮的国企混合制改革的高潮。

清华大学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吴金希：大家对这次中石化“混改”的反响比较大，有人称之为“混改第一单”。我们也一直在关注中石化这次“混改”案例。中石化本次不仅是响应中央“混改”的号召，事实上也是他们几年前定下的发展战略一部分。中石化未来要分拆剥离各业务板块，实现子公司专业化运营，集团变成控股公司，这样的改革思路是清晰的。

对于这次“混改”，我个人认为，中石化实现了满堂彩的多赢局面，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和。第一，占尽天时，也就是恰逢国有企业改革大形势，应运而生，内外阻力小；第二，占尽地利，他们这套方案本来是中石化筹划多年的，符合中石化实际的，看起来不是仓促上阵，准备比较充分，方案比较稳妥和专业化；第三，更重要的是“人和”优势，这次改革还是“增量改革”，增资扩股，实现了多赢的局面。而且，因为准备较充分，整个过程操作专业化，中石化董事长带头积极向社会沟通，消除了误解。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如果说有点遗憾的话，就是这次改革通过两轮价格磋商最终达成的交易价格，尽管是专业化操作，但是，毕竟是一个局部内部市场，信息不对称，监管者要对这个过程加强监管，增加透明性和责任追究制度，以防国有资产流失和腐败案件发生。

中石化这次“混改”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以资其他企业借鉴。但是，也应当承认，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只是子公司增资30%股权的一个改革，未来深化改革任重而道远。话题二：“混改”蛋糕究竟该如何分？ 《中国企业报》：社会上有种说法，“混改”就像是一块蛋糕，在您看来，如何从制度上保证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够“吃到又吃好”？

北京现代产业规划研究院院长彭剑彪：应该说这是一个伪命题，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是按照市场法则来运营，至于“吃多”、“吃少”或者“吃饱”、“吃好”，这要看每个企业的具体情况，混合制改革也是在新的改革形势下的一种探索，肯定不会让所有人满意，但一定是最有实力、最具竞争力的企业能够获得。并不是说进行“混改”了，大家都能旱涝保收，都能高枕无忧，反而是需要发挥大家的优势，发挥产业背景的协作优势，共同将蛋糕做大做强，才能保证“吃到又吃好”。在制度上，要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的规定和双方的合同，做到产权清晰、运作透明等，严格保障合作方的利益；再者，如何在制度上保证投资者的话语权，而不是一家独大，众多投资者的利益如何协调，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最后是如何在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不流失的前提，有一个良好的退出机制，这也是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

清华大学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吴金希：国企改革确实会释放很多制度红利，广大人民群众有权共享这块红利，这是个大政治问题。但是，人人绝对平均不太现实。未来，我们可以设计一些机制尽可能使广大民众受惠。有人说，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国有企业改革时，曾经出台200英镑一股全民认购制度，如果确实可行，我们可以借鉴仿效，比如，在中国设立一个“全民基金”，有组织运作这些事情，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另外，当前城市和农村的社保资金缺口很大，可否将国有企业“混改”的部分红利直接转移到群众的社保体系？这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办法。话题三：“混改”之外该如何释放国企活力？ 《中国企业报》：据了解，释放国企活力的方式并不只包括“混改”，在您看来，还有哪些方式可以释放国企活力？

北京现代产业规划研究院院长彭剑彪：应该说，国企改革一直在进行不断地探索，如何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国有资产不流失之间达到平衡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既有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有中国的现有国情所决定的，如何进一步释放国企的活力，我认为应该从制度建设上加强着手，一方面从监管制度上，加强对企业的财务等各方面监管，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保障国企的利益，还有就是国企代表国家竞争力，从产业上要暴涨国有资本的控股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激励机制，促使国有资产的增值和保值，从根本上打破经营好坏一个样的局面，督促国企的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最后加大处罚机制，对于一些贪污腐败和出卖国家利益的人一定要进行严惩，要对危害分子形成强大的震慑。

清华大学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吴金希：其实，据我观察，国有企业操作层面的改革已经没有多大空间，管理优化已经有很大进步，例如中石化加油站职工，基本上已经实现市场化用工，管理相对也比较规范起来了。关键是“上面”，也就是庞大、臃肿、多层级的行政体系。现在，国有企业越到高层越变得不是企业，而更像一个党的经济部门，行政化、官僚化、级别化色彩越浓，问题很多，央企的总部逐渐失去活力。

实际上，国有企业和国有单位一样，问题的核心在于人事制度。央企已经形成了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文化。拉关系，走后门，不以能力取人很普遍。另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央企“旋转门”现象愈演愈烈，企业高层干部和党政干部频繁交流，谁还有心思去搞好企业经营？因此，离真正的现代化公司相差甚远。当然，国有企业的问题不能单从国有企业自身找原因，要从国家治理体系、党政关系、干部体系、人事制度、法制建设、文化建设，甚至教育系统、中央和地方经济关系等问题通盘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