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小公司的简政期许

一家小公司的简政期许

“3月到6月是企业年检时间，每年这个时候都要为年检忙上几天，要准备上年的财务报表、营业执照、公章、费用到工商部门办理，但从今年开始，既不用提前申办，也不用跑工商部门了，只要在网上填写一下就可以了。”在被《中国企业报》记者问及是否感受到简政放权带来的实惠时，北京欣荣泉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邓同华说，现在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企业经营上。

邓同华回忆说，以往年检如果对程序不熟悉、资料不全就可能要来回几趟地跑，比较麻烦。年检时，每个企业还要缴纳100元左右的费用。“现在取消了这些繁琐的程序，节约了时间、精力、成本”。

即征即退：100元的产品多赚14元

邓同华的公司位于北京中关村，是专业从事安防监控平台软件研发、销售及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属于北京市“双软企业”（指拥有软件产品证书的软件企业）。

北京市政府对这样的科技公司在政策上给予了更多的扶持。如双软企业享受税收优惠，在企业所得税上有“两免三减半”的优惠和增值税的“即征即退”优惠。

由于软件开发企业没有采购，原来的税负较一般企业更重。而现在的税收优惠政策，不管软件企业是否有采购，17%的税负可以征收之后立即返还企业14%，实际只征收3%。

“如果失去这个政策，100元的产品，国家要征收17元的税，税负就重了。”邓同华告诉记者，这样的优惠政策对他们这样的科技型小企业至关重要。

不过，要享有这样的政策，同样需要花大量的精力“跑”多个部门走程序，办繁琐的手续。

企业办理软件产品登记时，需要先到版权局登记软件著作权，办好了再去软件评测机构办理评测报告，最后到软件协会办理软件产品登记。

而到软件企业年检时，要先到软件协会网站上提交材料，年审通过后，再去地税部门办理每年一次的企业所得税减免审批。如果有增值税的，需要到国税局去办理企业增值税的即征即退手续。

“跑的部门多，中间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麻烦。”邓同华说，通过简政放权，现在有些变化了，如软件协会的双软年审略有简化，不必送材料到窗口去了。

曾有企业主错过年检失声痛哭

“以前在窗口可以看到很多企业用小推车拉了一车的财务凭证来年检。有一次，一个年轻的企业主，因为数据填错，错过了年审时间趴在窗口上痛哭。”这情景让邓同华记忆犹新。

“错过了年审意味着过去一年的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享受不了，或者失去了增值税的‘即征即退’优惠资格，这对小企业来说是个巨大损失。”邓同华告诉记者，有一年，他的双软年检提交时间晚了，没有通过，企业所得税就多缴了2万元。

“一个审批没有下来，可能影响整个公司的经营。”邓同华表示，简政放权具体措施的实施，让企业主很有提振的感觉，原来有口号但真正落实就很难，现在口号少了，直接告诉你不要年检了，很多门槛也给你降了，这都是企业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政策利好。

显然，这是简政放权给经济带来的活力。通过简政放权，使企业和个人创业资金有所降低，原来繁杂的审批手续得以简化，给企业和创业者创造了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

“从今年开始，注册一家公司，可以不出资注册，门槛大大降低了。以前在北京像他这样的科技公司注册资金最低也得10万元。”邓同华说。

“其实，小微企业更关注简政放权。”邓同华说，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通过简政放权，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所以简政放权释放出来的红利，小企业比大企业更明显地感受到。“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支持。中小微企业的税负仍然比较重，希望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扶持。因为与大企业比，小微企业带动的就业机会一样多，而小微企业数量多、面广，更需要扶持。”

小企业还有更多期许

邓同华告诉记者，目前企业所得税是“两免三减半”，小微企业两年之内要盈利还比较难，起伏会比较大，这个政策是自从企业开始盈利年度起计算，两年内免除所得税，第3—5年是减半，“如果能做到5年内全免，将会给企业带来更大动力”。

“双软企业及相关的事务还希望再简化一些，软件产品登记、软件企业年检、软件企业所得税年度审核、企业增值税即征即退等相关流程还是比较繁琐。”像邓同华这样的企业主对于简政放权还有更多期待。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经济生活中，行政许可项目的过多过滥直接束缚了投资兴业的步伐。行政许可项目不但铺天盖地，而且耗时耗力，造成巨额公司资源包括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在公司获得行政许可之前的巨大浪费。

在刘俊海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政府向市场乱伸手，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微观层面增强了企业投资的自主性，激发了群众包括大学生创业创新的积极性。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吴少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简政放权能推动清理乱象、规范流程，遏制权力寻租和腐败行为。

吴少平认为，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三是简化程序与提升质量的关系；四是管理效率与加强监管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有助于使政府权力发挥出更高的正能量，体现更强的高效率，社会经济活动更具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