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独董”离职潮拷问制度缺陷

“官员独董”离职潮拷问制度缺陷

（上接G01版）

然而，令人唏嘘的是，十几年来，被寄予“厚望”的独立董事却因权力有名无实、欠缺独立性、不作为等问题为社会各界所诟病。

据了解，2013年，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共从上市公司领走约4.75亿元的薪酬；其中公布薪酬的独立董事有294名是“义务劳动”；剩余6950名独立董事获得薪酬从1000元到100多万元不等。

A股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似乎是投入产出比最好的职位，每年只需开几次会、签几个名几乎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就能轻松获得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薪酬，沦为只拿钱不办事的“花瓶”。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告显示，2011年，沪市共有3081名在任独董，报告期内只有26家公司的38位独董对相关事项提出了异议。也就是说，有异议的独董仅仅占沪市独董总数的1.23%。如此低的比例似乎说明绝大多数独董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之道，不作为已经成为了独董们的常态。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表示，A股上市公司的独董们之所以沦为“花瓶”，成为上市公司的摆设，与中国当前独董制度的缺陷以及监管不力是密不可分的。

“独立董事大都是由控股股东选择以及任命，自然是要对其负责。而监管机构却要求独董们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这一点显然已经成为我国独立董事制度设计的一大缺陷。”李锦说。

李锦认为，目前中国在董事会内部保证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并不成熟，现行法律法规对独董的充分履职约束不足，缺少相关问责、评价机制，独董们即使无所作为，其薪资也要由全体投资者共同买单，这就意味着当初打着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旗号而设立的独董制度，最终却为中小投资者带来了负担。

完善独董制度需提上日程

尽管《意见》的发布掀起了一波波的独董离职潮，但是并不能打消社会各界对于《意见》贯彻力度以及长期执行力的顾虑。如何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促进独立董事职能的有效发挥显然成为当下讨论的重点。

江苏省镇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谭浩俊曾表示，摆在独董制度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改良，通过制度的完善、机制的健全，特别是“独董”评价、评估、问责、终身禁入等制度的建立，增强“独董”的职业意识、责任意识、名誉意识；要么废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再考虑恢复。

上海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上官酒瑞认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要发挥余热也是值得提倡的，但那些只是为了谋取高额报酬而入职企业的党政官员需加以警惕。为此，要建立健全所有党政官员任职跟踪、规范和监督机制，将来可与公务员廉洁年金制度联系起来，对那些违背制度的官员可考虑扣除廉洁薪金。长远的最佳选择是，借鉴国外经验，改革公务员薪金制度，通过立法形式逐步全面禁止在职或退休官员涉足企业活动。

李锦指出，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应该在独董的聘任机制、职责定位等问题上下功夫。首先，独立董事的选聘应该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因为大股东与独董存在着微妙的关系，由大股东提名、选聘的方式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有较大影响”，所以大股东应该在董事会提名独立董事人选时进行回避，由小股东提名后，由股东大会进行差额选举。其次，应进一步明确独立董事的职责定位，以确保独董在董事会中形成一股实际的力量。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的职责定位是“监督制衡”，而现实却是很多公司更多地将独立董事定位为“咨询顾问”，监管部门应明确完善董事会的决策程序，使得独立董事监管职能能够有效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