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促进中印经济合作尚存悬念

莫迪促进中印经济合作尚存悬念

印度经济能手纳伦德拉·莫迪在2014年5月16日成功当选印度总理，成功当选之后发表的当选演说，秉承其固有的风格，强调着重发展印度经济。受莫迪这一表态的影响，印度股市也呈现出了所谓的“新总理现象”，印度股指自去年9月以来Sensex已上升了近40%，种种迹象表明，莫迪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路为印度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积极推动作用未可小视。作为印度第一大单一体贸易伙伴，中国当然有理由对印度政坛上新出现的这股经济发展风抱有几分期许和幻想，但莫迪的当选是否真的能够对中印经济贸易关系以及对中印两国国内经济发展有实质性的影响，现在来谈论这一话题似乎为时尚早。

来自PHD商会的报告显示，2013—2014年度中印双边经济贸易总额达到了469亿美元，这与中印双方所预计的到2015年双方经济贸易总额达到1000亿美元的预估空间还有不小的距离。就中印经济贸易主要集中的对象来看，要达到这个目标，短短两年时间内是很难完成的。也正因此，莫迪个人的从政经历及其从政的主要政治经济成就就有可能成为中印经济贸易往来的重要突破推手。

如果我们翻看莫迪个人的从政经历，其最为浓重的一笔就是在古吉拉特邦任职期间所推行的不间断24小时供电、汽车工厂和优质公路，并造就了古吉拉特邦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奇迹。莫迪是中国模式的学习者，他对中国经济发展龙头的广东地区的考察和推崇，和其在古吉拉特邦所推行的经济发展模式有颇多吻合之处。莫迪个人的果决执行力和勇于利用政府资源来开创经济发展的新局面，让预测家得出其很快就会让古吉拉特邦模式移植到印度其他地方去的预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新总理现象”所产生的辐射效应将不会局限在对印度本土经济的可能推动和变革，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有可能对中印经济贸易的大踏步前进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切都只是建立在对莫迪个人的可能执政风格的解读上。如果我们将印度本国的民主因素考虑在内，那么结论可能也就因此改变。

长期以来，印度一直盛行着政治家族掌握印度政治的传统，尼赫鲁家族在印度政坛上的经久不衰，正是印度固有种姓制度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本土化结合的表征。莫迪作为茶叶贩子的儿子，当选印度总理，其象征意义在于平民子弟首次推开了那扇原来属于精英把守的大门。这样说来，尽管被冠名为“印度的撒切尔”或“印度的李光耀”这样的威权人物的头衔，但置身印度这样一个种姓制度影响犹在、精英和平民之间存在着壁垒森严的界限的多种族、宗教化趋向深重的国度，莫迪能否一展其在古吉拉特邦的种种经济妙招，这仍旧是一个未知数。

抛开传统制度的约束不论，以现代印度民主政治的运作逻辑来说，莫迪也并非在推行经济发展的妙手的时候就不会遇上任何制度上的约束。毕竟，在经济发展的语境背后，有各种各样的权利结构的存在，它们可能产生的政治约束效应也是莫迪所不能深重考虑的，如果我们意识到政治家总是要考虑连选连任这一政治策略的话。

还不仅如此，中印经济发展还存在着一个外围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的制约的现实问题。中印两国固有的历史矛盾、领土边界摩擦等问题，仍然会对两国经济贸易的向前发展带来一层不大不小的阴影。而国际关系的诡异变幻，也时不时成为两国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桎梏。

在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掣肘作用之外，全球经济结构的阶梯层次分布也是莫迪在中印经贸问题上能有多大成就所必须重视的问题。莫迪取得巨大成就并因此奠定其印度总理这一成就的古吉拉特邦，恰恰是印度金字塔形社会的顶端，其辐射相应也主要局限在这一区域，而作为总理，他必须面对更为错综复杂的印度多种姓社会。其能否将所学到的中国经验照搬过来，也就可堪疑问了。

综上，我们似乎不要对这位经济能手出掌印度政经大事之于中国印度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抱以过高的预期。中印经济贸易来往是一宗在历史中行进的事业，非一人所可能掀起滔天巨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