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自贸区潜泳APEC中国年十年前美国首倡却一路羁绊，十年后中国主提或难在服贸协定谈判

亚太自贸区潜泳APEC中国年十年前美国首倡却一路羁绊，十年后中国主提或难在服贸协定谈判

中国制造再次亮相国际级舞台。为11月APEC峰会做准备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21个APEC成员国的贸易部长乘坐21辆红旗H7、手里拿着海信手机，穿梭在5月的青岛。但会议的内涵并不是这个，会议取得了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成果：启动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

专家指出，加速推进并实现亚太自贸区建设，能够解除APEC成员企业出口时遇到的难题。然而由于涉及范围广，参与国家多，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加上亚太地区复杂的政经形势，谈判进程十分艰难。因此，11月的峰会料仍很难突破。

亚太范围形成极大开放市场，看起来很美

亚太之于全球经济之重毋庸置疑，亚太地区的对外贸易额占全球比重已经升至46%，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升至57%。亚太地区既是全球资本流动与货物贸易最活跃的区域，也是全球自贸协定最复杂、重叠性最高的区域，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碎片化趋势同步上升。

然而，近年来亚太各自贸区之间成员相互重叠、规则标准各异，给企业熟悉和运用规则造成了不少困扰，贸易自由化的巨大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也举例表达了这种担忧：A国跟5个国家都签署了自贸协定，但这5个自贸协定原产地规则都不一样，在A国生产的同一个产品，在第一个国家里可能享受零关税的政策，到第二个国家就享受不到；而为了享受优惠待遇，不同国家的证书可能都不一样。

同时，有的企业负责人也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了目前企业在自贸区贸易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一家出口企业负责人刘旭昌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目前零关税的自贸区利用率特别低，原产地规则使许多商品在进出口过程中无法享受零关税优惠。

原产地规则，是指海关根据具体规则确定进口货物的原产国，从而给予关税优惠。“从日本到韩国再至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地区，跨国公司在各国间垂直产业链日渐成熟，一件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在不同国家完成，很难确定单一的原产国。”刘旭昌表示。

刘旭昌举例说，比如，某汽车生产技术含量较高，往往在日本生产后，作为核心零部件出口至日企在泰国、越南等地的加工工厂，利用当地较低的人力成本，完成组装后再出口至中国市场。然而按照目前的原产地规则，在泰国最终组装的部分汽车零部件不能被认定为原产于泰国，也不能被认定为原产于日本，从而无法享受零关税优惠。

刘旭昌表示，若建立21个APEC成员组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亚太范围内形成极大的开放市场，垂直产业链上生产的所有产品，将可实现进出口零关税。

作为第一大贸易国，中国提议符合自身利益

事实上，亚太自贸区的构想最早于2004年由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提出；2006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越南峰会上提出APEC需要以亚太自贸区作为目标，但多数成员反应平平，之后的两年APEC对亚太自贸区的讨论基本上是以应付为主。在此情况下，2008年9月22日，美国宣布将要全面参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随后亚太自贸区议题被搁置。

2014年2月28日，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高官会上，中方提出亚太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倡议。4月10日，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开幕演讲中又提出，可考虑启动亚太自贸区的可行性研究，以实现亚太地区贸易投资利益最大化。

“随着全球经济重心正从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转移，亚洲生产网络的快速发展，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亚太自贸区建立后，各国可通过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来弥补此前多边贸易体制存在的各种短板。APEC会议的讨论旨在推进有利于区域贸易机制的形成。”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国际贸易系主任谷克鉴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亚太自贸区谈判议题在APEC场合最初出现时，囿于当时的经济实力，中国的态度是保守的。然而时过境迁，中国作为第一大贸易国，与APEC各成员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适时提出该议题，是自身经济发展使然。

而建立亚太自贸区更是一个多赢的战略。

谷克鉴指出，目前中国很多企业还停留在制造环节，在价值链上的附加值相对较低。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将打通产业链的上下游，扩大中国产业的影响力，使中国企业在价值链上处于更优的位置，进而带动国内产业转型与升级。

他同时表示，由于APEC成员发展阶段不同、政治经济条件不同，因此在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的过程中，要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诉求，在操作上多进行沟通和协调。

复杂政经形势致“路线图”困难重重

目前，亚太自贸区的路线图仍在讨论之中。

谷克鉴指出，从APEC会议结果来看，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都在大力推进各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表明各成员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谈判缔结有约束力的自贸协定和制度化机制化安排将贸易投资自由化落到实处，未来的亚太区域合作在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有望逐步强化制度化机制化安排，加快建立亚太自贸区的步伐。

然而，部分专家对这一协定未来的谈判进程预计并不乐观。由于总体经济体量大，亚太自贸区协议一旦达成，将有望超越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正是因为涉及范围更广，参与国家更多，各方的矛盾也会更大，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加上亚太地区复杂的政经形势，谈判的进程也会更艰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白明表示。

虽然此次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是中国为主力推动，但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贸易系副主任王亚星看来，未来亚太自贸区中，中国很难成为唯一的主导力量。

“在APEC框架下，想绕过美国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亚太自贸区的建立，必须是以中美两国达成一致意见为前提的，此外亚太地区还有俄罗斯、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亚太自贸区的推进可能是个多方主导的过程。”王亚星对记者表示。

在王亚星看来，整个亚太自贸区谈判最大的难点在于服务贸易的谈判，因为货物贸易和投资方面，开放政策实施后的结果可预测，但服务贸易涉及很多软实力，一旦放开政策后果难以预测。据了解，给予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一直是中国服务业开放的最大难点之一。1995年，中国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规定了鼓励、限制、禁止外商投资的行业名录，并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外商投资审批程序。给予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事实上意味着外资在华投资审批将自动废止以及金融、证券、电信等行业全面对外资开放。而这些政策的变化，需要的则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