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者如何有力前行

悲观者如何有力前行

三线企业是上世纪百分之百的准战争应急工程，跟这个工程有一比的除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向乌拉尔山以东的工业大迁徙，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跟世界上的所有企业一样，三线企业有生就有死，遵循的规律无非就是社会规律、经济规律、市场规律。

对于三线企业总体发展有几次大的历史机遇，第一次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大城市、老工厂调集最好的资源建厂，有国家部级规划、设计、施工和建设生产保障，产品投产之后有完全的国家采购保障。

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之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出台搬迁政策，鼓励三线企业搬迁到沿海城市或者通过在沿海城市设立发展窗口与现代市场经济实现对接。同时国家将大量小的三线企业管理权下放到省级。

第三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政府依托三线企业核心资源，将规模优势三线企业改制上市，但同时大量企业随同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之风，有的进一步下放到地方甚至直接是乡村，有的重组关闭，有的破产清算，只有很少的三线企业能在高负债的市场竞争下苟延残喘。

对于这些企业，从党的决议到政府决策，整整重视了不下40年，前面计划经济时期是真重视建设发展，后面市场经济时期是重视脱困，希望给条生路。

但三线小企业的现状却日趋严峻：

社会关注度趋于0。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就是一个经济单元。相比之下，现在的三线小企业不受社会重视的程度可想而知。如果不是还有那些“4050”退休老职工回到大城市发点声音，体制内的声音基本消失。

社会存在度趋于0。现代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社会存在感主要在体量。那些老而小的三线企业如今在自己的社会环境中绝大多数已经失去存在感———历史问题一大堆、企业发展无前途、对地方贡献可有可无。

社会信任度趋于0。由于企业原来独特的优势造成地方政府敬而远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心理，社会信任度多数企业长期徘徊在底线，都有自生自灭之势。

现在，对于这些问题思考的人确实不多，但三线小企业的问题是个历史上形成的大问题，不能采取鸵鸟策略。为此提出以下思考：

一是国家必须有部门关注这些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还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必须纳入国家宏观关注。

二是国家要用心做好大量已经或者即将退出企业和员工的保障、关怀。让那些“献了青春又献了子孙”的三线老一辈也能有个安稳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