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动荡下的中国策:
激发内生性增长力

新兴市场动荡下的中国策:激发内生性增长力

2014开年并非风平浪静，新兴经济体未能完全消化上一轮经济震荡所造成的后果，就又面临着接踵而至的再度挑战：在美联储持续缩减购债规模的冲击下，部分新型经济体开始呈现出大规模的外资撤资，随之而来的雪崩效应是这些国家在股票和证券市场上的资本净损失。

所谓的新兴经济体或新兴市场，究竟是一个方便操作的概念，还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经济现象，这一问题时至今日仍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世界经济产业的宏观层级式架构中，扮演着全球产业中转站的新兴经济体已经与全球经济深深地整合为一体了。因此，在全球经济开始出现局部复苏，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经济体开始出现复苏的背景中，新兴经济体出现的经济震荡现象，就颇值得人们深思了。也正因此，如果我们将视野聚焦到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一员的中国的时候，值得玩味再三的地方就会更多了。

考虑中国在全球经济架构中的定位，援用康德在《以世界公民为目的的普遍历史概念》中的一个著名公理，将其作为切入点是极富有意义的。康德指出：“制定一部完备的公民宪法的问题，取决于能否与其他国家之间建立由法律来指导的外部关系。这后一问题不解决，前一个问题就不能解决。”毫无疑问，当新兴经济体呈现出所谓的脆弱五国的集体塌陷的时候，中国切不可因为自身的相对稳健而沾沾自喜。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和产业分布大变革的事实即已经说明，中国早已不能独立于世界经济运行的总体环境中。中国未能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资本来实现自我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运行环境的良序化改革，我们只是在全球经济大腾挪的语境中获得了经济增长的粗放型收成。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长期以来，中国并未充分认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得益于全球经济产业群集的区域优化调整的内生驱动力。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震荡余波未了的语境中，是否真的能够独善其身，就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全球经济在迈入2014年之后呈现出一幅极为吊诡的图景，新兴市场的全面趋向疲软和欧美第一集团的乐观前景纠结在一起，在新兴市场寻求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解困未果的这一语境中，我们理当解读出中国内生经济稳定和增长所应当关注的长期机制。

第一，经济增速的放缓和内生经济结构要素的优化组合。长达30年之久的快速增长，并非完全得益于国内经济增长机制的良性促动，其很大程度上只是分享经济要素国际流动的后果，也因此，这一增长是以消耗既有资源禀赋为前提的发展，且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瓶颈时期，如果不在内生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方面痛下功夫，则业已被吊足了胃口的经济增长放缓将会给中国经济整体带来雪崩效应。

第二，内部政治治理。经济增长并非简单的权宜政治，而是一套系统性、复杂性的利益政治。中国经济增长30年，在带来前所未有的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极为严重、复杂的负面效应。大面积的官员腐败、经济发展成果的不平等分享机制、社会隔阂的日益加深，都成为必须消化下去的硬骨头。

第三，重新梳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毋庸讳言，政府必须从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者转变为市场交易结构的规则制定者和保护者。市场的归市场，政治的归政治。市场活动者不是政府的附庸，政府应当提供充分自由和平等的市场秩序规则，而不是坚持对市场体系的自我利益分切。简单地说，国有经济体不应当获得过分保护，与此同时，开放的全面商业化的银行体系以及自由可兑换的资本账户的开放，应当成为中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核心。

第三，重新定位全球经济关系，梳理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安排中的地位和得失。中国经济的增长一直都得益于全球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范围内的大调整，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我们在获益于全球经济要素的结构性流动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强化内生经济增长要素对于稳定国内经济增长和安全的重要性。新兴市场的震荡和欧美主要经济体的复苏迹象的并存不悖，理当给我们开出一剂猛药：如果不能有效提升国内经济要素的优化配合，则我们将无法避免新兴市场震荡所带来的涟漪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