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公益：有阳光没囧途

春运公益：有阳光没囧途

文明的进步和转化，总会由此诞生新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现代化的大潮亦不例外，公益，这个人类社会永恒而独有的话题，也正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而渐渐发生变化。而引领潮头的，实际上也正是站在现代化最前列的企业和企业家们。

又到一年迁徙时

一年一度的中国大迁徙运动———“春运”已经开启。据发改委介绍，2014年春运期间，全国旅客运量预计将达到36.2亿人次，再创客流高峰。此外，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春节前期局部地区将出现较大降雪、低温雨雪冰冻和雾霾天气。面对各种与春节相关的消息，大家开始提前筹划，今年春节如何平安、顺利回到家呢？

2014年的春节前夕，阳光保险启动“春节回家顺风车”活动，这一活动计划在2014年至2016年，累计向“顺风车”车主和乘客免费提供30万份价值3.3万元的“顺风车险”，同时出台“拼车险”。助力无数为回家团圆而焦虑的中国人。

无独有偶，把目光聚焦到春节这个中国人最重要的团圆节日的，并非仅仅一家，比如海航集团发起“海航送爱回家”的公益活动，无偿赠送100多位困难青年、西部计划志愿者、海外勤工俭学青年的往返机票，金六福退出“春节回家互助联盟”……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城市化历程，一方面，最传统的乡土观念仍旧保留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深处，古老的价值和伦理仍旧影响深远。但另一方面，现代化最典型的代表、企业和企业家们，正在尝试着接受和建立新的价值。

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个看似陈旧的话题，在中国这片传承久远的土地上，实际上才刚刚萌发，尽管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但是这三十多年中，企业的社会名誉，更多还集中在最原始的阶段，“国企等于垄断，民企等于原罪，外企等于压榨……”许许多多负面的词汇围困着中国形形色色的企业，而在从私民社会到公民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企业，这个伴随着开放和现代化而诞生的社会群体，也还没有完全找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应有的位置。

然而，短短几年间，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企业家，开始转变态度，向公益进军，这样的转变，和中国的现代化一样，快速而坚定。

没有谁是天生的道德种子，相反的，太多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们在反复地论述人性的自私，并且不断地尝试在公共领域最大可能地约束这种自私，这即是古老的哲学和政治命题，也是现代化社会伦理的基础。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说：“道德是人类经验的总结，它一方面基于人类对理想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基于现实利益而来。西方企业家的道德未必那么高尚，中国企业家也未必全是为富不仁。”而决定这一切的，其实是环境。

寻找现代性平衡

究竟怎样的环境是真正适合现代化社会的？是真正符合多数人利益的？现代化的制度设计者们曾经长久地思考同一个问题：“一群有缺陷的个体如何组成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思考其实早有结果，他们用法治去约束人性，用利益去驱动公益，张颐武说：“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公众形象是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只有承担社会责任，才能长久地发展。巴菲特们大多不事生产，他们用钱赚钱，并不比用劳动赚钱更道德更高尚，但他们的名声却很好。”之所以好，正在于他们找到了长久的生存之道，“只有承担社会责任，才能长久地发展。反之，不承担社会责任，一味地聚集财富，很容易被整个社会所敌视。他们知道公众形象的重要性，他们也因此更加重视公众的感受，对于公众的好恶也更敏感，以此来规避公共关系的风险”。

古典的中国哲学家们，把好人当做好社会的基础，他们坚信只有好人才能组成好社会，结果“人人是尧舜”的理想国，变成了伪君子的乐土。现代的思想家们则相反，他们把公私分开，好人是好人，好社会是好社会，他们假定所有人都是“无赖”，但却让所有的“无赖”都不得不去做好事。

这就是现代性的基本逻辑，并不要求每个人都做好人，只要求他们做该做的事情，非独企业家，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

中国的现代化如此之快，用三十年走完了西方300年的历程，这不是奇迹，只是后发者的便利，也正是这种便利，让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中的人们，更简单、更快捷地找到最合适的规则。著名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说：“在西方，企业家和政府的关系经过了敌对—监管—合作的漫长过程，而我们则一开始企业家和政府直接就是合作”，直达最终关系的结果，或许让我们失去了漫长的磨砺和成长过程，以至于缺少社会责任感，但也是这种直接的学习，使我们更容易建立真正有效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论理。

如今，快速化的混乱正在慢慢平复，企业和社会，逐渐变成稳定而长久的权责关系。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快速的现代化，而使得许多传统的价值和伦理仍旧保留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比如乡土观念，这个农业社会最典型的特征，在每年的春运大潮中显露无遗。著名文化学者、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李河说：“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一种生活一定要取代另外一种生活，在美国，乡村被很多人视为天堂，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生活，现代性和传统价值总是在寻找平衡，总是互为表里。”

中国的企业，正在逐渐寻找适应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真正位置，变成公益事业的引领者，而他们的公益，却又不约而同地指向了那些古老而恒久的价值和道德，或许，这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现代性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