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写入国策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多处涉及区域经济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写入国策

王利博制图

警惕自贸区经验盲目照搬

《决定》提出，“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要切实建设好、管理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

此前，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被称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经济改革的“提前量”之一。中央层面旨在以上海等地为突破口，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与国际市场的贸易自由、商品自由、金融自由、人才自由，进一步迸发经济活力。自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后，市场一直有消息传出，多地正筹备申请自贸区，包括广东、天津、浙江、厦门、重庆、河南、安徽及湖北等地。随着上海等地自贸区成功落地，毫无疑问，中国将有更多城市跟进这一开放形式。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表示，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异军突起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中国对开放经济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球开放经济的成色；在许多国家程度不同地退向贸易保护之际，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发展开放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的承诺是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强有力支持。

由于中国各地方有典型自身特点，估计各省市集合优势之处，以上海为参考模式，以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如上海以“四个中心”发展基础建设，广东应对应港澳地区的发展，天津则要结合滨海新区以扩大经贸发展。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认为，接下来即使要批，相关部门也可能会等上海自贸区建设有了实质性进展之后，才考虑增设。“如果上海的方案都没有搞得很清楚的话，其他地方仓促去搞自贸区是比较盲目的。”刘胜军称，“更重要的不是把上海的经验拷贝到天津、重庆或者广东，关键是要把上海自贸区的经验拷贝到全国，这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

梅新育对此持相同观点。他认为，“那些条件、禀赋差距太远的地区，与其徒劳地游说中央，索取种种特惠企图建设自己的自贸区，不如多考虑如何与上海自贸区和在此之后最有潜力的自贸区候选者对接，借力发展自己。”

专家普遍认为，自贸区不适合一窝蜂地涌现。“一个城镇化战略，就已经提前释放了很多四五线城市的土地需求，在没有配套财税体制等改革跟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总会借力一个改革概念，回到卖地生财的老路。最终可能导致财政透支、房地产供给过量、泡沫膨胀等难以收拾的局面。”一位房地产专家表示。

中西部是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

《决定》提出，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大部分专家认为，当前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型成效显著，我国外向型经济地区布局正协调推进。上述政策安排着眼于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其意义不仅限于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更有利于形成东中西良性互动、互补支撑的格局，在内陆沿边开发开放中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优势。

新疆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总体来说是从沿海、内陆到西部沿边由东向西逐步开放的过程。过去30多年的改革，我国更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使得东部经济率先发展起来，东西部的发展水平差距也越来越大，已不符合当前我国提出的全方位开放政策。因此，在东部已经发展起来的背景下，国家有财力集中发展西部经济。此次，三中全会提出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反映出未来我国对外开放将集中于中西部发展的开放思路。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对媒体表示，今后西部大开发还是要考虑在空间布局上的集中发展，区域性的重点城市，选择条件较好的、生态宜居的，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极，西部大开发需要有新的举措。“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也体现了集中发展的思路，是把西部大开发放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向西开放，西部地区的优势才能体现出来。我国将在“新丝绸之路”上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将会引进产业、聚集人口，这将使西部地区更快发展。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认为，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出发点并不是单纯的国内政策，而是为了促进中国与中亚、欧洲等地区开放合作的总体战略布局。“丝绸之路”在空间上形成了串联中外的轴线，成为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互惠互利、交流合作的纽带。对于国内的一些地区来说，这是重大利好，因为这一战略将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区都推到了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

城乡一体化是改革难点

《决定》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表示，决定中关于城镇化的改革要求，对新型城镇化给了一定的框架，第一次以党的文件把方向和路径确定下来。在很多方面有政策性的突破，第一个就是城市建设投融资渠道，过去很多需要地方投融资平台来进行，可以通过发债的方式，地方政府发债这种模式超越了预算法，因为原来根据预算法地方政府不允许发债，前两年也是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发债。

此外，刘元春表示，城镇的行政规划标准作出了重大调整，比如根据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可赋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这是以往没有的，管理权限的扩大就意味着相应的财政支付权利的扩大，从而使转入地有更多积极性消化转移人口，有能力来消化。

他认为，对于城镇化改革还有一些争议较大和处于试点的并没有写出来，例如如何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很多东西还不是很明确，“在一些重要的改革领域有所突破，对于很多调整和改革并没有完全覆盖，可能会在下一步改革实施中继续完善，例如公共服务全覆盖到底如何进行，改革的细节还有触及。”

此外，对于城乡一体化的实施，农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柞表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本次改革最大的难点，这项改革涉及亿万农民切身利益，如何调整城乡关系，做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值得研究。这中间会牵涉到土地财政的问题、农地自由转让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规划部主任文辉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这样鲜明的观点，在国家公报中明确提出是前所未有的。

文辉认为，虽然户籍制度、土地改革等此次公报并未有相关政策出台，但是破除二元结构重点便是城乡要素公平配置，而户籍、土地、公共资源等均包含其中，这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方面。此外，与此前“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不同的是，此次公报直接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或许意味着农村土地流转改革力度将会有实质性进展，承包地、集体用地、宅基地等农村用地点确权工作也会加速进行。（本稿件由编辑根据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