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次创业：
私企第一人眼中的营商环境变迁史

我的三次创业：私企第一人眼中的营商环境变迁史

中国第一家合资私营企业———光彩实业有限公司 王敏/供图

他在胡耀邦的“钦点”下成立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私营企业，他在国内对于私营企业政策出现摇摆之时东渡日本开辟商业竞争“第二战场”，他在日本经济遭受冲击时重返祖国开拓事业的新旅程。

他就是被称为“私企第一人”的姜维，他的创业史堪称中国改革开放后营商环境的变迁史。第1次创业：从个体户到首位私营业主

《中国企业报》记者面前的姜维中等个子、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1980年，从部队复员的他被分配到大连当地的文化部门。时逢“四人帮”刚粉碎，国家百废待兴，苦等了8个月，工作迟迟不能安排。等待的过程中，他试着在大连动物园门口摆起了小摊，弄了个“照照看”摄影亭。所谓的小摊也就是一架旧式的照相机和一个招揽生意的小桌子和小板凳，开业的本钱还是妹妹几年来做临时工赚来的400元。开始很多人不解，不时遭到嘲笑甚至工商部门的刁难，但姜维还是坚持了下来。

在当时社会的大氛围下，个体户就是人下人，没人瞧得起。1983年8月30日，刚冲洗完胶片的姜维正在吃晚饭，广播里传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胡耀邦说，从事个体劳动同样是光荣的，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彩豪迈的事业。胡耀邦鼓励个体、私营老板们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

姜维告诉记者，他那几天和一些从事个体的伙伴们翻来覆去地念《大连日报》上胡耀邦的讲话，边念边哭。“讲话给我一种力量，让我有了新的生命和新的感觉。”姜维回忆说，正是这篇讲话让社会上对个体户的看法有了些许转变。

1984年，生意一派兴隆的“照照看”摄影摊亭升格成“姜维影书社”。这时，一位廖姓港商到大连视察，他在一个场合见到姜维，这次见面改变了姜维的人生。廖姓商人愿意以成本价19.8万元转给姜维一台先进的彩色洗印设备，可19.8万犹如天文数字，对当时的姜维来说无疑是个大难题。

在那个贪污一万元就要枪毙的年代，姜维想到了和外商合资。但当时的《中外合资法》规定，个人不得与外商合资，因为个体户没有法人资格，不能在协议上签字。在大连找不到门路的姜维不愿服输，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了北京。

在北京跑了多少趟国家部委，姜维已经记不清了，“看门的大爷要看介绍信，当时还没有身份证，没爹没娘的个体户没地方开介绍信，结果不要说咨询政策，连上访都不接待”。

姜维说，记得那年5月4日，一位朋友送他一张人民大会堂青年联欢会的票，事情才开始有了转机。他见到了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后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全国政协副主席肖华分别听取了他的汇报。

正在姜维在住处忐忑不安等待消息时，一天，王任重的女儿王晓黎和一位中年人骑着两辆破旧的自行车来到他的住处，把他准备的报告材料拿走，他才看到了一丝希望。这个中年人正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

姜维预料的没错，胡耀邦一句“让他试办一下嘛”的话，事情最终有了转机。1984年11月9日，他得到了国务院特例批准的、由大连市工商局颁发的全国首个私营企业执照。为了纪念胡耀邦“光彩”讲话，姜维把自己的企业用“光彩”命名。新华社为此发了通稿，许多国家的报纸关注了此事，给予了报道和评论。称此私营公司的成立是“姜维人生一小步，中国迈了一大步”。第2次创业：东渡日本的无奈与艰辛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民营企业家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不得不戴上“红帽子”———挂靠在机关或国企门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产权清晰”无法回避，私营企业要求变更注册登记，摘掉“红帽子”是必然趋势。

但在剥离的过程中，遭遇了很多磨难和意外。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涂景新案。1993年，涂景新把自己的公司戴上“红帽子”，挂靠在海南一家国有公司———海南机设公司门下。涂景新的公司后来越做越大。1999年，他想把公司从国企门下脱钩，结果被国企告上法庭。最后，涂景新以侵吞国有资产罪被判死缓。

涂景新的妻子走投无路之时，通过朋友找到了姜维，姜维又辗转把他的材料转给了胡德平。胡德平得知情况，专程去海南调研，并与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反复讨论此事。在胡德平的努力之下，2006年，被关押了7年的涂景新终审被判无罪释放。

那个时候，姜维的事业已经做得很大，陆续成立了光彩制药、光彩遮阳伞厂、光彩电焊机厂等。

也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姜维的人生路径。一位日本议员邀请姜维组成一个代表团去日本考察。此时正值1989年的春天，在日本大阪机场，姜维率领的第一个私营企业代表团巧遇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此后，姜维来往于中国和日本之间洽谈生意，这在当时的中国非常不易。

1995年10月25日，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在京成立。作为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光彩中国实业集团董事长、中国私企第一人及光彩事业第一人，姜维一直致力于光彩事业。

1994年，他准备在大连门一号地带盖一个光彩大厦。楼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接到上面的通知，要在此建世界儿童公园，所有的项目都得下马，大楼停工了。200多天后，又接到通知，可以继续建楼。辗转反复中，姜维失去了很多时机，由此损失了几千万元，遗留的问题至今也未解决。

万般无奈之时，姜维来到了日本，专心做日本的光彩事业。1995年，中国光彩事业日本株式会社正式成立，专门为中国的私营企业走出国门服务。4年之后，1999年，在王兆国和胡德平的关心下，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正式成立，这是光彩在海外成立的第一个促进会，也是迄今为止正式得到承认的一个。他们集中了日本的华侨企业家，回国投资做项目。第3次创业：重返祖国的光彩与深意

在日本的事业成熟后，姜维难以分身，就把国内红红火火的制药、制伞、电焊企业全部转给了朋友或合伙人，全力致力于日本的事业。

此后，日本经济逐步进入下行通道，很多日本企业纷纷找到了姜维，希望能通过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开展同中国生意伙伴的合作。

2008年，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让雷曼兄弟轰然倒塌，雷曼兄弟下属的迪斯尼制作公司也随之倒闭，日本的分公司也要跟着倒闭。他们找到了姜维，希望他能把公司接下来，移师中国。

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制作公司，姜维思虑再三，得到了太太的支持，把公司买了下来，搬到了中国，并把公司命名为“北京176光彩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的10个制作专家也一起来到了中国。

之所以叫“176光彩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姜维说是为了感谢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文化强国的号召和支持，正是这次会议关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精神让姜维找到了自己事业的契合点。按日文的意思，“176”还是“一起努力、大发展”的意思。

2011年，公司在北京举行了正式进入中国的仪式。

这期间，姜维得到了北京市文化资源委员会的支持，这为他大力开展在中国的文化事业提供了便利。

2013年8月30日，光彩事业举办了纪念胡耀邦同志发表“光彩讲话”30周年座谈会，姜维重新穿上他那套灰色的中山装。

他激动地说：“30年前，是耀邦的光彩讲话让我这个个体户有了挺起腰杆做人的尊严；30年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我这个个体户依然为自己一直坚信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而骄傲。”

姜维告诉记者，时逢十八大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的亲历者，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私营企业者，更应该珍惜民营经济来之不易的一切，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应该永远铭记三个字“勿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