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特区到自贸区改革开放一路走来

从经济特区到自贸区改革开放一路走来

深圳，一个贫穷落后的边陲渔村，一夜间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如今，这里已崛起为经济总量全国第四的现代化大都市。CNS供图

经济特区最初指1979年后被划为改革试验田的深圳、厦门、珠海、汕头4个城市。当时国家赋予特区引进项目审批权、人员因公出国出港审批权、外贸出口权、外汇管理权及许多其它经济管理权限，并且在包括税收、外汇管理、银行信贷、劳动用工以及人员出入境等方面给予了很多的优惠政策。

1984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浦东、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

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

1988年增辟了海南经济特区，海南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

2010年5月，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上中央正式批准喀什设立经济特区。喀什是中国的西大门，与五国接壤，有6个国家一类口岸对外开放，区位优势明显。喀什经济特区的设立，对实现喀什地区乃至新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从局部试验性阶段向普遍改革推进的时代。搞活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接轨，已经成为全中国的要求。经济特区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个称呼正在一次次“特与不特”、“特的新含意”的讨论中逐渐淡化。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以来，围绕自贸区的相关讨论热度高涨，社会各界对改革开放35年来再次推出的新“试验田”寄予了浓厚的兴趣与殷切的期望。从经济特区到自贸区，可以窥得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与趋势。

相比而言，特区消除了世人关于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疑虑，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行为解除了枷锁；自贸区将进一步缩小内资与外资的差别，为投资者创造公平、平等竞争机会。

自经济特区设立以来，中国引进外资的步伐不断加快，截至2012年末，外商直接投资从1984年的12.6亿美元升至1117.2亿美元。但考虑到外资的逐利性、波动性以及对国内尚处发展初期行业的保护，中国对外资设定了一些限制条件，比如在准入方面就有明确的鼓励类、允许类、限制类和禁止类的划分。在自贸区，外资准入将有望放宽，特别是关于“负面清单”的讨论，让外资获得国民待遇前景更加可期。

特区以“让部分人先富”打破了“大锅饭”式的均贫困境，自贸区将致力于建设更公平、自由的市场制度。

特区为中国从指令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提供了试验田，其中重要的一步就是改变“政企不分”状况，使企业从行政束缚中解脱出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自贸区的设立，将为实现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型提供试验田，当前体制中最难改革的行政审批制度或将破题，这将进一步推动政企关系深化改革，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

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试验田

在1978年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新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当时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

1979年初，广东省委、省政府经过研究后初步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出口特区。

1979年4月，习仲勋建议，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对这一建议，邓小平表示赞成和支持。邓小平说：“你们上午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一块地出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办经济特区的主张。

深圳，一个贫穷落后的边陲渔村，一夜间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如今，这里已崛起为经济总量全国第四的现代化大都市，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是否办特区”曾陷入争论

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但由于中国长期施行计划经济，许多人的思想观念一时间还转变不过来。当“经济特区”这一新名词出现时，一些人开始质疑：经济特区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它是不是等于新租界？种种杂音的出现，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和试办特区的城市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鉴于这种背景，邓小平同志决定南下视察：“办特区是我的主张，至于办得行不行，能不能成功，我要来看一看。”他要去给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一个公平的说法。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悄然来到了南方，在巡视了深圳经济特区后，极少题词的他，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结束了一直以来对“是否办特区”的争论，坚定了特区人改革开放的信心，同时也加快了特区对外开放的步伐，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开放14个沿海城市扩大对外开放

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等地回京后，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他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必须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的政策窗口。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一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

1984年3月26日—4月6日，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会议建议进一步开放天津、南通、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扩大地方权限，给予外商若干优惠政策和措施。

5月4日，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同意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厦门特区的范围扩大到全岛；同时要求进一步搞好海南岛的开发建设。4月末，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决定设立海南行政区。

开发浦东：长三角经济新飞跃

从1984年起，国务院和上海市政府提出：要振兴上海，重点是向杭州湾和长江南北两翼展开，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区建设，并制定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此后，上海加快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可行性研究。1990年初，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向邓小平提出开发浦东的战略设想，得到重视和支持。

1990年3月初，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4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浦东开发启动之后，有实力的跨国公司、中外金融机构纷纷踏上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外商投资逐年增加。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开始奇迹般地崛起，带动了全上海以及长江三角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新飞跃。浦东由此成为新上海的象征，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标志。

“10+2”新特区

为了区别于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常被称为“新特区”。

截至2011年12月，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上海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城市圈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沈阳经济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厦门市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10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1年，国家发改委官员表示，改革进入深化阶段，原则性不再接受新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申请。

此外，国务院还决定设立2个“综合改革试验区”（区别于“配套”）：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和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本文系编辑根据资料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