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新世纪鞋城经营争夺战

长春新世纪鞋城经营争夺战

王利博制图

5月6日那个清晨成了赵丽梅抹不去的记忆。一早，新世纪鞋城还未开门营业，几百人来到鞋城撬开闸门。“我到那儿时，他们已经控制了整个鞋城，办公室和全部财物被强占。”赵丽梅说。

在过去的近十年间，她在熙攘的长春火车站新世纪鞋城里，租赁下一处档口，以卖鞋为生。但从2009年起，这家商场遭遇两次外力干扰，原有的正常营生戛然而止，损失颇大。“第一次是涉黑团伙打砸，第二次是政府机关强占。”赵丽梅说。

多名业户们称，主导这次行动的是宽城区的城管，在当地这个部门的全称为宽城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

而该局副局长赵耕认为，他们那样做是为了强行收回国有资产，属于正常的执法，由于走相关法律途径太慢，所以才进行了强制执行。但在业户们看来，先后两起经营权的背后，是一场“行政手段替代法律途径”的闹剧。

鞋城的前世今生

十年前，浙江温州人吴超与妻子陈燕来到长春，经营鞋业。2004年，陈燕跟长春女人街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女人街公司）签订合同，租下星光大厦，开办新世纪鞋城。双方租赁期限为16年，即：自2004年6月1日至2020年6月1日止。

如今，该商城是长春最大的鞋类批发市场之一，聚集国内众多品牌。彼时，考虑到经营的风险，上述合同之下，吴超采取了分期承租的方式，与女人街公司又相继签订了另外两份子合同：租用商场一、二层至2012年12月31日止；2006年8月签署第二份子合同，租用商场三、四层合同至2012年12月31日；2009年又租用了五六楼。

吴超介绍，签订几份合同的时间有前后接续关系，每份合同均生效。

在其后的几年内，陆续入住的数百业户，其经营波澜不惊。但2009年，商场却突然被当地涉黑人员强占。

吴超告诉记者，次年案件得以告破，涉案者黄金英等人入狱，但是新世纪鞋城为此损失了三千多万元，鞋城被迫停业两年。

赵耕提供的相关资料显示，为使鞋城恢复营业，长春市宽城区政府成立了区资产处理领导小组，现组长为区长左毅。后又成立了太平洋服饰商城资产运营组，以“保障国资收益最大化”。

但2011年新世纪鞋城重新开业之后，承租方吴超和业户们与该运营组之间的冲突不断。

尚未到期的合同

2012年12月25日，所有业户收到通知，要求到资产运营组进行登记，不登记的搬出大厦，后果自负。

同一日，资产运营组对吴超下发通知，指出原合同到期，强调在12月31日做好交接工作，后资产运营组派出七八人进行了强行交接。

事实上，在“涉黑案”后，按案件专案组要求，甲方资产运营组与乙方承租人吴超夫妇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其中大厦1至3层的租赁期至2012年12月31日终止。

但值得注意的是，为捋顺与此前诸多合同的关系，这份协议上写明“如原吴超和星光大厦签订的合同认定有效，按原合同履行，但本合同经营期限抵消原合同期限”，意为原租赁期至2020年的合同有效。

基于这份最新协议，吴超要求履行其与原女人街公司签订的至2020年到期的租赁合同，并向资产运营组提交了合同，如有问题可通过法律解决。

最初运营组要求业户们搬离的原因，均以“消防隐患与改造”为理由，但根据多位业户和吴超所述，鞋城在2011年重新营业之初，区领导已承诺当年就完成消防设施改造，之后两年来业户与吴超多次提出消防改造一直未获答复，因消防改造是政府负责，“一直不改，而是对方拖延，并以消防名义另有他图，其中包括指使工商局不给我们年检并调走全部档案，一度被迫变成无照经营。”

今年5月，资产运营组再次向业户发出通知，“鞋城与商城的租赁期限已满且鞋城拖欠租金长达22个月，运营组将收回商城的使用权。”同时指出，“请鞋城于5月5日15点前将所属办公用品完全撤离本商城并撤离工作人员，同时协助我运营组做好水表登记、公证工作等。”但5日没人来。

“5·6”事件随后发生。

赵耕对记者表示，吴超与原女人街公司负责人签订的时效至2020年的合同上公章是真的，但是合同中甲方的签字不是本人签的。

为了证明合同的真实性，吴超于今年的4月，将合同送至吉林瑞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之所以有‘章是真的、签字是假’的说法，是我们将这份鉴定文书给过对方，他们改变说辞再污蔑”，吴超驳斥称。

退一步讲，如果公章为真实，合同即成立有效，“章是能代表一方最有力的证据，既然章是真的，那么合同就是有效的”，吴超举例说，“资产运营组跟我签订的协议，也就只有一个章印。”

北京尚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姜杰指出，出租方实际就是一个单位，合同是否有效，应以公章为准，签字一说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行政权力越界？

赵耕告诉记者，强行接管的另一原因是“吴超拖欠了300多万元的租赁费，这就属于强占国有资产和诈骗。”

“并非我主观上拖欠不缴，而是对方采取多种‘伎俩’不收取，并以此落为口实，最终达到让我出局的目的。”吴超说。

令吴超与业户们不解的是，如果按政府说法，经营者涉嫌抢占国有资产和诈骗，合同造假证据等亦确凿，缘何不采取法律手段、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

对此，赵耕的回答是，“法律途径太慢。”

“法律途径太慢？什么快？执法快！”赵丽梅表示愤慨。

吴超说：“如果法院认定我诈骗和强占国有资产，我愿意承担后果；但政府采取恶劣的手段、越过法律来非法强占，这与2009年强占有什么区别？”

赵耕向记者强调，该局5月6日的执法，是“替政府来强制收回国有资产，以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但记者查询，无论是区资产处理领导小组，还是资产运营组，城管局均未列入组成成员。

吴超认为，“城管的职责是维护城市环境与秩序，我们鞋城没有违法占道经营、没有破坏市容，可为何城管要到我们鞋城执法？”

“一般的经济纠纷，包括地方政府部门、公安部门以及城管都不能随意介入。”7月14日，北京市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肖文彬对记者说。

按照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的要求，里面对于地方政府行政边界的规定还不够清晰，也没有明确提出授予城管部门执法权。

在律师看来，在公权力不能介入经济纠纷的前提下，一旦承租方与出租方之间出现矛盾，可行的办法应该是依据有效合同，向地方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协商等方式解决。

姜杰也认为，地方经济纠纷地方政府不应强制介入，而应依照合同，采取法院受理的方式来协商解决，但由于地方政府对于司法的干预，“现在法院能不能受理还是个问题。”

如何合理界定地方政府部门以及城管部门的行政边界？“不管是经济纠纷，还是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公权力的介入都要有所压缩，甚至是严格节制。”肖文彬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赵丽梅、吴超、陈燕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