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企业家：
文艺中年的另类冒险

穿梭于诗歌和商业两种空间，如同一段神奇的旅行，也像一场另类的冒险诗人企业家：文艺中年的另类冒险

商业的外表、文艺的内心，这是诗人企业家的特别形象。

在茫茫商海中不舍文学梦想，在世俗商业中追寻诗歌艺术，诗人企业家演绎了一场文艺中年的另类冒险。

追寻诗意内心

7月的一天，黄怒波在一个读书活动上大声朗诵自己的诗歌。

在这首题为《穿过世界回家》的诗里，黄怒波这样写道：“我只等一声蝉鸣或者一缕鸽哨，那时我就展开双臂接受任何扑进我怀抱的人或东西，比如说，一位仙女，一头小鹿……”———此刻，黄怒波已经穿越眼前的世界回到了他真正的家。此刻，他的名字是骆英，一个在中国乃至世界诗歌文学界很有存在感的名字。

在更久远的1973年，那时没有骆英，也没有黄怒波，只有17岁的黄玉平。

在即将下乡插队的前几天，少年黄玉平骑了两小时的自行车到了黄河边。面对怒涛汹涌，他决定改名为黄怒波，因为他要和过去的生活诀别。“我不是一个平静的人，我要愤怒。”黄怒波后来这样说道。年少时光的磨难和充满戏剧性的人生经历，给予了黄怒波跌宕的思绪和情愫———后来他把它们释放在诗中。

作为企业家，黄怒波已经相当个性张扬，但他的随性与自由，最真实自然地展现始终都是在其诗人的身份里。“诗对我来说从来不是展露才华，从来都是寄托。”黄怒波说。

和黄怒波相差17岁的江南春拥有完全不一样的少年际遇，但有一点却完全相同，那就是写诗。

1991年，18岁的江南春被保送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这个年轻人成了学校诗社的社长。关于那段青春岁月，江南春的回忆是：“每当清晨，当我翻身下床，看昨天一首略带缺陷的诗还站在狂乱的句法中，我觉得那种感觉分明就叫做幸福。”

这种写诗的幸福，对于51岁的于炼来说，从青春时代一直延续至今。作为国企老总的于炼曾出版多部经济著作，但显然更被他视若珍宝的是自己出版的诗集。于炼的诗被文学界称为“久违了的诗”，诗歌创作也给了于炼永不消逝的激情。“假使我活到70岁还能写诗的话，那我就不用到医院检查心脏，因为我一定年轻。”于炼说。

比于炼小14岁的沈浩波，也从青涩的诗意年代走来。1991年，高中一年级的沈浩波偶然读到北岛的诗，受其感动和启发，写下了第一首诗。1999年大学毕业时，沈浩波已成为中国诗歌界的著名先锋人物，并成为同年诗歌大论争中“民间立场”一方的中坚人物之一。如今，已成为著名出版商的沈浩波依然在写诗。时隔多年，对于诗歌艺术的追寻一刻未曾减少。

“诗歌使我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拥有更自由不屈的内心，如果没有诗歌，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时代，我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沈浩波说。

穿行两种空间

穿梭于诗歌和商业两种空间，如同一段神奇的旅行，也像一场另类的冒险。

“我首先是诗人然后才是企业家。”黄怒波说。

2013年6月，巴黎。随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法国的黄怒波在结束一天的经济交流活动之后，开始了他作为诗人骆英的个人活动。

黄怒波对于诗的执着和热爱远甚于他看上去更风光的商业生意，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上，更说出惊人之语：“商业很脏，诗歌很干净”。

商人黄怒波的知名度虽然并没有跨越国界，但诗人骆英的名字已经随同他的诗歌传到全球许多国家。在诗人和商人两种身份之间，黄怒波一直都在追寻“自由”二字。“真正意义上认识到财务自由的重要性，就是我开始写诗的时候。我需要经济自由，所以选择去做企业。”黄怒波说。

作为国企老总的于炼，则是将写诗和经商放在两种不同的空间。“干企业，我是把它作为一个事业来追求的，事业必须要成功。而写诗，那是我骨子里的情结，是血液里面的东西，既然是血液里的东西，一定甚至超过了主动，它是一种天然的属性，不存在写好写坏的问题，是自然的流露。”于炼说。

至今，有一些诗歌界人士还在叹息江南春久不写诗这件“憾事”。90年代的文艺青年江南春，现在已经成为“专职”企业家，起因是在多年前的校园舞会上，江南春发现“诗人和文学青年备受冷落”，于是他得出了结论：“写诗就像发青春痘，我决定做个体户。”后来，江南春将当年的这一决定视为“对于目标受众的研究的开端”，而这也正是他商业事业的起点。

与江南春不同的是，从商多年的沈浩波一直没有停止写诗。在物质和精神两种选择面前，沈浩波毫不掩饰对物质的喜爱，他不希望自己成为“饿死的诗人”。对于沈浩波而言，之所以创业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然后写诗”。

“我一直特别拧巴，因为诗人和商业的距离太远了。做企业，其实是在挑战我的本性。我的精神世界仍然是自由的。”沈浩波说。

2013年4月，沈浩波获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2年度诗人”。多年之后，商人沈浩波依然还是那个独立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