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国企业家开放力指数

建立中国企业家开放力指数

如何分析中国当下的企业和企业家，我和年轻的学者郭宇宽有共识。这就是建立一个类似于弗里德曼“经济自由度指数”的“企业家开放力指数”，用一个清晰的模型和更加清晰的数据，来为企业做具体的调查与鉴定。

的确，这样的构想有些激动人心。事实上郭宇宽的书《开放力》，已经把问题意识建立在开放社会和企业家模式的中间地带。如此，在价值观和田野调查的双向层面，我以为这样的工作，价值不菲。中国近代化以来，如果要选择唯一一个关键词，毫无疑问就是开放。开放与反开放，构成一种张力，国家的转型与企业家的思维方式，或者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微观经济层面的商业模式之间，构成一种关系。紧扣这个主题，既能发掘大量的价值判断，也能找到更多的商业方法。

重要的是，沿着这样的维度，有思考力的人们，能通过经济史和企业史，找到这个国家艰难的发展轨迹。因此，这既是一次细节和故事的呈现，也是一场大历史的梳理。而后者，正是我最近一些年的工作和郭宇宽的工作在学术路径上高度契合的地方。以我的工作为例，我的观点的确就显得非常简单，如果没有1820年以来输入性的开放市场经济架构，晚清不可能在最后80多年的时间之内，诞生出一系列具有自由竞争特征的企业家。这是必须重申的基础性描述。将这样的观点延伸到郭宇宽的工作的层面，正是中国社会的有限开放精神，我们的企业家精神和商业模式才得以形成。开放成为我们的动力，也成为我们分析问题的学术基准。把握住了这一点，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就会有豁然开朗的气象。

从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晚清时代事实上经历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将近80年的经济腾飞，很快让晚清政府的GDP水平跃居到亚洲第一的位置。1883年是一个需要中国人反复思考的年份，这一年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郝延平详细记录了这场金融危机带给晚清经济的冲击。不仅是上海这样重要的通商口岸和金融机构的大面积破产，不仅仅是刚刚兴盛起来的本土工业资本主义企业的凋敝，真正严重的后果是，清政府在李鸿章等一批的主持之下，开始大面积兴起以官商结合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出现了所谓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企业形态，官僚资本主义在接下来的20多年的时间之内，似乎站住了脚跟，并支持了晚清政府的政治局面，以至于李鸿章在谈及官商结合模式的商业形态时，自认为是中国人在经济领域的新发现。这就是被后人反复研究过的洋务运动，遗憾的是，历史作证，洋务运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的工业化运动，其失败不在于外国资本的进入，而在于晚清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进工业化，用政府权力主导市场，全面扼杀了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观点也简单明了，教科书里呈现的洋务运动，是对历史的遮蔽与误读，真正意义上的洋务运动，是对开放力的一种抵制，甚至是对开放力的一种倒退。费维恺的观点值得借鉴。他认为，从洋务运动开始大面积发展的官督商办工业，最终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的基础，相反，这甚至成为市场化的阻力，并且构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组织的模式，这种模式将在中国继续下去，直到20世纪中叶。显然，费维恺的分析有道理。晚清政府通过政府主导洋务运动的方式，大面积参与到市场经济事务之中，这一方面阻断了市场的分工，另一方面让大量有志于近现代工业的企业家，产生出与政府权力有关的严重的路径依赖。

郑观应是百年不遇的企业家人才，他有着惊人的思想能力，真正的思想型企业家。但是，他的思考过于关注时代的变迁和国家的自强，以至于忽略了企业发展本身的逻辑。宏大叙事的错误正是如此，郑观应和政府权力的合作，断送了他的企业家前程。唐廷枢、徐润当然是难得的职业经理人，属于买办型企业家。但是，当他们卷入不确定性的官商结合模式之后，那些从买办阶层积累而来的现代企业管理经验，迅速被强大的官场博弈碾碎。胡雪岩是少数几个真正从民间开始，积累起惊人财富的商人，属于产权清晰的私人企业家。不过这种民间市场的力量，草根阶层的市场探索，仅仅在早期的创业阶段有效，胡雪岩要想做大企业，与左宗棠这样的官僚合作，就是必然的选择。胡雪岩起步于市场，却败于官场，这几乎是所有中国私人企业家的宿命。盛宣怀将官商结合模式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他官拜邮传部部长，私人财富更是富可敌国，是标准的官僚型企业家。盛是一个矛盾的载体，一方面他得益于官场政治，一方面他又极力构建产权清晰、市场开放的企业制度建设。不过在官僚政治的面前，盛宣怀依然是牺牲品，他的结局是亡命日本，他的企业也只能灰飞烟灭。至于口碑卓著的张謇，在人格意义上，属于儒家政治伦理体系中的“君子”和“士大夫”，他放弃了自己的官场生活，建立起产权清晰的近代企业，在中国企业史的流变之中，这样的经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他是真正的“士大夫型”企业家，不过他的士大夫济世情怀，可能遮蔽了他的企业家精神，他的非理性的企业扩张，并没有一个更加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作为支撑，张謇虽然声名远播，道德照人，但也只能以企业的破产告终。

所谓前车之鉴，在深入了解这些大名鼎鼎的晚清企业家和他们的商业模式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郭宇宽记录下的今天的企业家精神与他们的商业模式，是不是有一种相似之感?或许历史的真相在于，100多年之间，在开放力的问题上，尤其是在开放力与企业家的关系命题上，我们还陷在问题之中，并没有走出陷阱，今天我们面临的大问题，依然是开放与反开放的问题。虽然历史过去了100多年，但很遗憾，我们的进步不大，我们对于开放力的理解还很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