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需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国企改革需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石军在研讨会上。

2013年已然成为国企改革的加速临界点。事关国企改革方向与目标的顶层设计方案也正紧锣密鼓地在推进。在这时候，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格外引人注目。

“搞好企业机制创新，它的基本途径应当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尤其要深化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甘肃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石军在6月20日，由人民政协报社举办的首期“财经智库沙龙”上说。

对于促进国企和民企经济发展有独到的见解，正是石军最早提出了改制、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这一为人熟知的“三改一加强”国企改革理念。石军认为，“从目前来看，政府需要破除行政垄断的所有制壁垒，全面地、真正地落实两个‘36条’。国有企业需要真正敞开大门，吸取更多民营企业来参股，有些生产经营的环节甚至是许多竞争性企业可以让民企来控股，民营企业应该做好准备，精心选择进入的行业，积极稳妥地进入垄断行业。”

石军认为，“需要加快推进企业兼并的步伐。当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要淡化所有制的标签，我们动不动说这个企业是国有企业，那个企业是民营企业，我们需要淡化所有制标签。”

中央电视台评论员马光远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应该说在经济学领域讨论了几百年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既是一个悲哀，同时对中国的未来也非常有价值和意义。企业是什么？政府是什么？企业应当是市场主体，政府应当是创造市场环境的主体，我认为这个界定非常重要。”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认为，政府越位、错位、缺位这三个问题在地方政府有时表现得更加突出，很多地方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充当市场中一个重要的竞争主体。

针对这一话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彭小枫则进一步表示，改革开放以来，竞争的主体是企业，但政府也参加了竞争，资本是逐利的，它会流向利润的洼地。因此，政府应该主导的是市场环境，而非市场本身。

彭小枫认为，“眼下需要解决的是地方政府的恶性与无序竞争，但是在‘泼掉洗澡水’时，不能把‘竞争’这个孩子一起泼掉，中央政府应该主导市场环境，使地方政府经济竞争也从无序到有序，从恶性到良性，这是中央与地方应有的联动。”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一语道破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尴尬，他说，“中央财政很好过，省级财政也好过，市级财政过得去，县级财政很难过，乡级财政没法活。没法活怎么办？就得卖土地。地方政府越过市场的边界，是矛盾的转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重新分配，这是关键，这个问题不解决，会造成下面政企关系混乱。”

中国的国企队伍巨大，针对政企分开无解的说法，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刘克崮说出了他的观点，“政企能分开，前提是政资要分开，政府管全社会，一定是政企全分。国企是什么？不是一般企业，那是国家的财产，所以国家作为老板，他当然要管自己的财产，问题是怎么管。两条线，政权一条线，产权一条线。有解，怎么会没解呢？政企分开在中国一定加上一条政资分开。”

对此，李锦也给出了他的建议，“政权和产权，企业的问题在董事会改革；财权和事权结合的问题，决定在中央政府。政权和产权分开、财权和事权结合，这两个‘权’解决好了，我们的政企分开问题就有了基础和条件。”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在政府和市场的权界问题上，在会上提出有六点要特别值得关注：“放权”，中央政府要向地方政府放权，还有各级政府要向社会放权。“协权”，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分权”，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局面。“限权”，让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笼子中”运行。“监权”，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还要防止侵权，打造服务型政府，防止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依法行政。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政府要逐渐地把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淘汰掉，逐步地更多地做一些应该履行的职责，这个历史过程，也不是一个早上就能完成的。所以需要我们有战略的判断、有战略的部署，然后我们逐步地推进，这样一种安排才能够符合中国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