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事事都靠顶层设计

不能事事都靠顶层设计

新一期《半月谈》以《公车改革“回潮”症结何在：制度缺位致人走政息》为题，披露公车改革部分先行试点地区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回潮”，提出应“在更高层面上推出全面而系统的公车改革方案”。

大规模的公车浪费，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现象，不足35年，而提出公车改革，已近20个年头。用如此长的时间，几起几落，却未能根治这个“新问题”，说明我们的管理体系存在着低效率的盲区，在一些问题上做不到“令行禁止”。

事实上，造成公车改革难的机制并非短期形成，而是与历史上许多“老大难”的问题一脉相承，即只依靠系统内部监督解决，往往视野遮蔽、动力不足。世界上最难的事，莫过于约束熟人，如果没有一个陌生化、冷冰冰的制度介入其中，难免会私下媾和。

从经济理性角度看，公车浪费是典型的负帕累托效应，公权力机构、百姓皆受其害，当事人也少有实质性的益处，同样的现象在非国有企业中很难看到，因为后者产权明晰，而前者面对的则是一片“公地”，一旦透明度不够，必然被蚕食殆尽。

公车浪费带有鲜明的炫耀色彩，由于其非理性，很容易让公众丧失信心，从而在根本上动摇制度的合法性，其危害是惊人的。

然而，用顶层设计真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事实是，再好的顶层设计也需落实到具体执行的层面，可以看到，过去20年中，顶层始终在力推公车改革，可相关努力却总是被制度惯性所化解。

在现代科层制度中，像这样“尾巴咬牛”的情况并不罕见，脱离了这个基本现实，再搞出多少顶层设计都是徒劳的。最现实的选择是理顺各种关系，提高系统运转的效率，先把既往的顶层设计落到实处。

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但不能把它神话为万应灵药，走进“一设就灵”的误区，画饼无法充饥，行动才能产生动力，这就要求我们应勇敢地去面对真问题。（文章来源：《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