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之任行思行远

千里之任行思行远

（上接G01版）

清产核资，推动国有产权透明管理和交易，强化审计监督，加强境外国有资产监管；确定企业主业，让企业不再“不务正业”；建立企业财务预决算制度、实施财务动态监测和分析预警、加强企业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出资人监管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

截至２０１１年底，中央企业共上交国有资本收益２３０８亿元，各省区市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累计４６８亿元，国有资产不再处于“无人关心、无人负责、无人受益”的状态……

既要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也不囿于条框、墨守成规，各级国资委积极创新监管办法，不断提升监管的有效性。

合肥市供水集团党委书记方振现在最在意的不是企业收入多少、盈利几何，而是群众满意度。这源于合肥市国资委成立后对企业考核办法的创新：将燃气、供水、公交、热电４家企业考核指标确定为公共服务行业行风评议排名和费用率。

“这就逼得我们在设法降低费用率的同时，还要不断提高服务质量；虽然这对企业来说压力很大，但考核的针对性非常强，真正体现了我们企业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方振说。

“国有企业是国资委的‘根’，为企业服务是国资委的职责所在，服务不到位是失职。”天津市国资委主任李福明说，天津市国资委着力为企业搭建供需对接平台，优化产业链和供应链，已累计组织７０多次企业对接活动，对接范围从市管企业扩展到中央企业、外省市企业和境外企业。

“２０１０年我们开始组织天津国企携手‘走出去’活动，足迹遍及五大洲，极大增强了企业的开放意识，累计达成合作意向３００多个，投资及贸易总额超过２１０亿元。”李福明说。

十年履机乘变

改革助推快速发展

２０００年，有西方舆论预言：如果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部竞争将加速中国国有企业的消亡。

在当时，这话可能不完全是捕风捉影。三年改革脱困，一大批扭亏无望的国有企业被迫关闭，剩余企业被切断“皇粮”推入市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更大规模的外资涌入；民营企业快速成长，加剧了市场竞争。

“国家药品计划调拨业务取消，天津和沈阳两个调拨站濒临破产；国营医药公司下放地方和改制，流通业务所剩无几；医药市场混乱，外资虎视眈眈……”回忆起国药集团当年的情形，总经理佘鲁林记忆犹新。

剥离附属企业和非药品资产，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引入民营资本成立国药控股有限公司，探索发展医药工业，重组中央、地方和民营医药企业，打入国际市场……毅然投身市场，使国药集团焕然一新，在国内医药市场的份额从２００２年的１％稳步提升至目前的近２０％。

履机乘变，顺势而为———改革的春风，吹开了国有企业的万紫千红！

２００２年，重庆公路科学研究所脱离交通部，改制进入招商局集团，当时这家老牌科研院所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年利润还只有２．２７亿元、４．３９亿元和０．１６亿元；但在２０１２年，这三项经营指标分别达到２４．２６亿元、５５．１３亿元和２．７２亿元。

“改制后市场的压力带来创新的动力，技术的优势帮助我们赢得了市场，从而成就了我们今天良好的发展局面。”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常务副院长刘伟说。

十年来，国有企业始终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断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不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转换经营机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

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１１年，中央企业的改制面由３０．４％提高到７２．３％；中央企业控股国内外３７３家上市公司，资产总额的５４％、营业收入的６０％、利润的８３．５％都在上市公司。

许多企业还在改制过程中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境外资本，促进了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如中海油３４家二级、三级企业基本都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股权占比在４０％—６５％之间。

国有企业要“活”下去，体制机制必须“活”起来。对此，新兴际华集团董事长刘明忠深有体会。

这家２０１２年新科世界５００强企业总部员工只有６８人，但９位集团班子成员中的２人、１３名中层干部中的１１人、５９名中层及以下管理人员中的５５人来自社会公开招聘。

“我们的员工有８８．４６％来自校园招聘和社会招聘，有７７．７８％的部门负责人通过公开招聘聘任到岗；‘十一五’期间，有５２名三级以上企业负责人因业绩突出得到提拔，但也有１５人被降职、７人被免职。”刘明忠说，人“活”了体制机制才能“活”，国有企业才不会僵化生“锈”。

国有企业要发展，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是前提。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向宝钢集团５位外部董事郑重颁发聘书，揭开了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新篇章。

截至目前，已有５０多家中央企业建立了规范董事会，部分地方国有企业也从这种制度尝试中获益匪浅。东方电气董事长王计说，规范董事会很好地解决了国有企业“一把手”说了算、内部人控制和科学决策、风险防范这四个老问题。

“决策在董事会、执行在经理层，财务、薪酬等有专门的委员会管理；虽然我手里的权力小了，但最大限度保证了我不犯错误、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我也就安心了。”王计说。

“我们通过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了国有企业的外部管理体系，国有企业内部机制问题和历史遗留的特定问题也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是必然的结果。”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说，经过这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国有企业的新路子。

十年倾情奉献

撑起经济社会脊梁

在黑龙江桦川县，肥沃的黑土地带来富饶的产出，但土壤中碘元素缺乏，给当地群众带来难以磨灭的伤痛。

在被称为“傻子屯”的集贤村，至今仍有１８位克汀病患者，其中就包括王忠臣的两个年过六旬的哥哥。“俩哥哥脑子都不好使，别说干活，话都说不清楚。好在我们下一代没傻子了，我的孩子正在沈阳上大学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碘缺乏病防治研究所所长刘守军说，目前我国１９万地方性克汀病人基本都是３０多年前就有的“老病号”。“食盐加碘政策实施以来，新增病例极少出现，而在这背后，中盐总公司功不可没。”

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回忆起６年前在雅鲁藏布江的科考经历，考察队队长、中国电建党委书记宴志勇仍觉历历在目。考察队３０人，在２９天时间里脚走肩扛行进近３００公里，摸清了雅鲁藏布江“大拐弯”２５０平方公里无人区的地形地貌、水文地质、资源环境等情况，更重要的是为国家找到了总装机６９６２万千瓦的能源接续基地。考察结束后，他们撰写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力资源考察报告》，装满了６０多个大号旅行箱。

其中的辛酸困苦，也许只有考察队员才真正体会到。“没有人要求我们必须去，但为国家做点贡献的念想，支撑我们走到了最后！”宴志勇说。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０日，中国移动雅安分公司网络优化中心技术员刘冬和家人早早起床。这一天，是他大喜的日子。但突如其来的地震改变了他的计划———来不及取消宴席、更换礼服，刘冬和同是“国企人”的未婚妻一起直奔芦山地震灾区。“我们都知道地震对通信意味着什么、需要我们做什么。”

保电、保油、保通信、保交通，抢险救人、运送物资、安置灾民、灾后重建……在芦山地震灾区，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国企”的身影。

防治非典，应对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抗击汶川、玉树地震灾害，利比亚撤侨……国有企业用行动诠释了危难时刻的责任担当！

２００６年起，国际粮价大幅上涨，近４０个国家出现粮食短缺、１０多个国家出现社会动荡；２００８年下半年，国际粮价又大幅下挫。但在此期间，中国粮价保持平稳，成为全球粮食危机的“安全岛”。这背后，中储粮、中粮等国有企业坚决执行国家最低收购价、跨省移库等调控政策，有效防止了“谷贱伤农、米贵伤民”。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骤然来袭，在严峻的经营形势下国有企业不仅没有裁员，还千方百计吸纳就业，２００９年仅中央企业就招收应届毕业生２０多万人，同比增长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说，正是由于国有企业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在开展重大项目时有了平台、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有了抓手、在应对急事难事时有了依托！

截至２０１１年底，有２１３５．１３亿元国有股权转让收入划归全国社保基金，占全部社保基金财政性净拨入的４３．４％。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１１年，国有企业累计上缴税金１７．１万亿元，２０１１年占到全国税收总额的３８．４％。

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体现在做了多少好事、捐了多少钱，更在于将社会责任的理念融入了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的综合价值的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

鞍钢集团鲅鱼圈项目建立铁素资源、能源、水资源和固体废弃物进行循环和再利用系统，使水循环利用率达到９８％、固体废弃物和化工副产品利用率达到１００％；

华电集团在乌江、金沙江水电开发中，把水土保持和生态保护视为重中之重；中电投在开发黄河上游水电过程中，建设了两座土著鱼类增殖站，对保护黄河上游珍稀野生土著鱼类和生物多样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２０１２年底，１１５家中央企业全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９０余家中央企业建立了社会责任委员会，５０余家企业制定了社会责任工作制度文件；中国移动连续５年入选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中国移动、国家电网等社会责任实践案例入选哈佛商学院等教材案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社会责任中心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２０１２）》显示，在３２家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为卓越型和领先型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２４家。“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国有企业明显走在了其他企业的前面。”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钟宏武说。

发展无止境，改革无穷期———

目前，国务院国资委正研究制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提出下一步改革的总体目标、基本路径、具体措施。

“我们将牢记责任，拼搏进取，大胆探索，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