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融资频打“擦边球”政信合作逆势猛进

地方融资频打“擦边球”政信合作逆势猛进

地方政府为了筹措基建项目资本金，进而取得贷款和财政拨款，只得想尽各种办法打“擦边球”，使得政信合作业务不降反升。

CNS供图

“现在银行和土地出让金收入收紧，地方政府资金缺口太大了，”某县融资平台内部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说道，“加上现在是还债高峰，我们现在都主动找信托产品的融资项目。虽然信托产品融资成本相对银行较高，但它的审批流程相对银行基本不受政策面约束，资金到位迅速。”

去年12月底，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463号文”)，被认为是对政信合作业务踩了“点刹”。

然而，中国信托业协会5月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政信合作业务不降反升。

政信合作业务这种新债不停借，旧债还未偿的状态能撑多久？

资金缺口过大信托成

地方融资平台救命稻草

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一季度末，信托对政府主导的基础产业配置比例为25.78%，即在8.73万亿元信托资产规模中占据了2.11万亿元；配置比例同比提高3.93个百分点，环比提高2.16个百分点。直接的政信合作业务一季度末余额为6548.14亿元，同比增长160.85%，环比增长30.56%，远远超过近几年平均两三千亿元的水平。

不少业内人士透露，实际上多数新发的政信合作信托项目资质日益降低，抵质押物的足值情况令人担忧，都是“换个包装”，像是以公路、区域开发工程或是保障房的名义，但这类项目都很难或者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产生足以偿付本息的高额收益，只有“借新偿旧”才能缓解流动性风险。

某县融资平台人士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我们县的政府融资平台和国开行有个5—10年的中长期贷款，今年处于还债高峰期，有些项目我们其实是主动找信托公司做的。信托审批快的三四个月，而银行至少要一年。”上述县融资平台人士说。

另外，在出口与房地产同时低迷的形势下，今年3月，中国加快了重大建设项目审批速度。相关规定显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中，地方政府须拿出项目预算额20%到40%的资本金，才能获得相应的银行贷款和中央财政的配套拨款。在土地出让金收入剧减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筹措基建项目资本金，进而取得贷款和财政拨款，只得想尽各种办法打“擦边球”。

“按照以前的惯例，遇到政信合作理财产品不能偿还时，一般会由上一级的行政部门财政划拨，比如县一级发放的理财产品，一般由市一级的政府财政补贴。”业内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在地方政府将信托作为融资渠道之下，其隐含的风险却不可小觑。

安邦咨询研究员刘枭却认为，6500亿元的政信合作余额中，很大一部分是去年发行的产品，考虑到其平均2年左右的信托产品期限，年底将是兑付高峰，将存在一定的压力。

信息披露不透明为融资

平台大开便利之门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投资仍是GDP攀比思维下的行为，这样下去，未来会产生大量的既没有现金流也没有盈利的项目，当这些项目难于还本付息的时候，就会出风险了。”业内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信托的信息披露不透明也给地方融资平台求救信托带来了便利。

信托人士对记者说，“信托计划文件包含的内容，只包括几部分，认购风险申明书；信托计划说明书；信托合同等。银监会对上述文件的内容要求比较简单。”

“信托公司的尽职调查和持续督导能力远不如券商投行，像是房地产项目，某些信托公司也不去现场检查，对募集资金走向，几乎都不过问。”上述信托人士说道。“另外，非证券投资项目没有净值的概念，其他类型的项目如政信合作项目、房地产投资项目不会公开披露投资的情况，也不会主动向投资者提供管理报告，所谓的管理报告通常是粗制滥造流于形式。信托自身的私募属性就决定其中后期信息披露的不透明，这样就不能精确掌握资金去向，对于监管部门而言监管难度加大。”

记者从多家信托公司获悉，地方融资平台与信托公司合作的基本模式是，委托人将城投公司的应收账款作为信托财产，并把其财产受益权转让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通过发行财产信托募集资金，将这笔钱支付给城投公司，作为企业应收账款收益权的对价，在应收账款顺利回收时，用于支付信托投资人的本金和收益。

比如，某城投公司对当地政府有一笔10亿元的应收账款，该城投公司将该应收账款委托给信托公司设立财产权信托，然后信托公司再根据城投公司的委托，将财产权信托分为若干等份，转让给投资者。如此，城投公司相当于提前“变现”了债权。

债务兑付风险与

融资监管难度剧增

“像是某财产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推介材料中写到的：‘某高新区管委会将出具财政资金安排文件，承诺优先以其财政收入和土地收入支付到期债务，若仍不足支付的，由其督促安排资金支付到期债务。’这都是直接违背463号文的。”业内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以储备土地抵押、政府为回购城投公司应收账款出具书面的变相承诺或以财政收入提供还款保证。这类情况太多了。”

“信托项目的还款来源是项目的销售收入和土地抵押。我们融资平台有6000多亩的储备土地，土地资产80多亿。‘463’号文对我们融资打压很大，但据我所知，此类项目还是一直在做。”上述县融资平台内部人士对记者说道。

“中央要控制地方政信合作的规模，但这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的过程，不可能马上就停止，再说中央只是控制总规模，并没有规定不许再做。”某信托内部人士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据了解，目前“政信合作”项目操作手法是政府相关部门将指定信托资金投向固定的项目，而这一项目则被纳入财政计划；另一种方式是以地方财政部门的下属公司作为担保和回购的主体。而运作该类信托产品平台公司的政府背景以及发售这类产品时常采用的带有行政干预色彩的操作方法。

“但是监管机构很难掌握信托产品违反463号文的情况，暗地违规操作很常见。”一位信托业内人士则表示，“只要政府还是经济发展的主推手，这类以公权力做后盾，以财政信用做背书的集资就不会消失。”

“银监会已要求地方融资平台将信托也纳入统计口径，这是个积极的方向。”该人士指出。

除了“463号文”外，中央近期对于地方政府举债融资问题也相当重视。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明确要求，“抓紧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今年要“下力气推动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体制，形成深化预算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措施”。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快速城镇化进程下大规模基础设施融资的需要，使得地方政府投融资机制问题日趋重要。”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安国俊表示，从长期来看，放开地方政府发行更容易监管、更为规范的地方政府债券，将隐性债务显性化，是化解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