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儒与使者———欧洲走进乾隆与《四库全书》的故事

西儒与使者———欧洲走进乾隆与《四库全书》的故事

八百多年前，当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所讲述关于东方的神话传到欧洲大陆，在欧洲宫廷、王室劲吹中国热、中国风，也激起了寻找“契丹人”的热潮。一百多年后，他的同乡哥伦布怀揣着西班牙国王“致大汗书”去中国寻梦，但最终没能踏上东方大地，而是误入“桃花源”，发现了美洲大陆，改写了世界格局与进程。

四百年前，一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终于踏上了真实的中国，他学会了中文，并最终成为这个东方帝国的一分子。成为第一个被中国皇帝赐地埋葬的欧洲人。又过了一百多年，当走向近代化的欧洲和强大而古老的东方中国开始接触，发生了诸多的故事，有奇观、有叹息、有遗憾，也有启发。

乾隆与欧洲的亲密接触

1773年，乾隆发动全国之力编纂《四库全书》之时，欧洲教皇克莱孟十四世下令解散耶稣会，第二年，教皇旨意到达中国，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离开宫廷及地方教会，除个别人之外，他们大部分离开了中国。这大约是乾隆二十二年颁旨限制外国于广州贸易后的艰难选择。

此时，英国已取代荷兰成为海上霸主，率先呈现的工业化革命，带动了科学的进步与大发展。新兴的英帝国气势如虹，乔治三世虽然身体病弱，但同样志存高远，气势上不亚同时期的乾隆。他对中国的期待远远强于古老的东方，走向东方是他推动近代化工业最为期待的目的地。于是，1792年，派特使马尔嘎尼，副使斯当东出使大清帝国。随员有700多名，用5艘战舰护送。这是英国人第一次派出如此规模的使团到其他国家。

怀揣着与天朝通商的现实要求，马尔嘎尼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东方，在费尽漫长的周折和等待后，于1793年到达避暑山庄。不远万里而来不说，所携礼品更是蔚为壮观：蒸汽机、梳理机、织布机、天体运行仪、标有各国疆域地形的地球仪、英国最先进的“君主”号战舰的模型、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现代炮兵装备、赫哲尔望远镜、秒表、帕克透镜、油画、英吉利画册、热气球、车辆……这些东西都是当时最新的科技成果。

八十三岁的乾隆在全然不知“天外来客”的情况下，在笑纳礼物时，除了回赠更为丰厚的物产，断然拒绝了英国使臣与大清建立外交关系、签订条约、互派大使外交官、通商的请求。从此，天朝的内外全然不顾外面的突飞猛进，仍在“皇道乐土”中踽踽而行。

乾隆虽全然不知工业革命和近代化之趋势，但他在之前究心的文化盛事———《四库全书》中却并没有将之前二百年来闯入的西学完全割断，反而特别加以眷顾，而且常与一帮懂艺术的传教士相处在一起。

自康、雍以来，有一群外国传教士活跃于宫廷，乾隆受其祖恩，也是一并优渥，尤其是对乃祖乃父所器重之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亲近有加，视若汉臣。郎世宁（1688—1766年），他由欧洲耶稣会葡萄牙传道部派到中国，于康熙末年进入宫廷。很受康熙帝的赞许，并成为雍正、乾隆朝宫廷艺术的中坚人物。乾隆皇帝的私人书房“三希堂”就曾悬挂着郎世宁的画《苹野鸣秋》。这是何等的尊荣。画中双鹿姿态优雅，以典型的工笔技法描绘树木草丛，画面布局严谨，精深工妙。有乾隆亲笔御题“苹野鸣秋”及印鉴，而为世人最熟悉的乾隆戎装图，就是出自郎世宁手笔。

在《四库全书》中寻找“西儒”

黑格尔当然不知道他刚出生不久发生在中国的《四库全书》编纂运动，但他以深邃的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写道：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曾中断历史，有着丰富无比的文献大国。其实，此时中华帝国物质的繁华程度远非欧洲所能想象。

编成于二百四十多年前的《四库全书》，是中华文明的集大成者，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不仅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标高。与此同时，法国启蒙学者D.狄德罗和以他为首的法国百科全书派于1751—1772年编纂出版了《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分类字典》。却以阐发全新的学说、科学、技术为近代思想启蒙提供指引。

四库馆臣虽然立足于梳理传统，但对“外国之作，前史罕载，然既归王化，即属外臣，不必分疆绝界”（《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协于全书之名”，著录了为数众多的西人著作，主要集中在天文历算类，农学、水利、医书、语言类也有。

当然，四库馆臣也一秉清帝对天主教教义之说摒弃之策。《总目》卷一百三十四《天学初函》提要：“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所谓自天地之大以至蠕动之细，无一非天主所手造，悠谬姑不深辨。即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者哉！今择其可资测算者，以广异闻，其余概从屏斥，以示放绝。”把天主教看做异端外道排斥，以维护儒学的纯正性。

由于在康熙朝就发生过“礼仪”之争，引起康熙的盛怒和雍正的禁教。乾隆也没有放松其策。当然，传教士之所以着力于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只是为了推进传教而自我救助的一种文化策略。但他们率先给中国人带来了世界上“陌生的另一半”的新知新理是如此重要，如此令人震撼，使之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一盏遥远的雾中灯。只不过，灯光后来慢慢地暗淡下来。乾隆希冀总结西学并西学导向、“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即否定西学的学理，采纳西方的科技在四库中具体得以体现。

一位法国总理

与《四库全书》的不解之缘

曾经有一位法国总理，对《四库全书》出版，有着极大的热情，并倾注了很多心血。虽然最终事并未果，但也是中法文化史上的佳话。一九一八年，欧战结束，北洋政府派交通总长叶恭绰赴巴黎参加和会，和会当中，当时法国总理班乐卫向叶恭绰提出，法国政府愿意以退还的庚款三十万元来印行《四库全书》，希望印成后送几部给法兰西就可以了。

叶恭绰回国后，马上向同气相投的文人总统徐世昌汇报。徐世昌也十分赞同，政府专门成立文化局，由内务府主办朱启钤负责，叶恭绰执行其事。

班乐卫既是总理，还是法国知名的数学家，又是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人。他为了出版《四库全书》此事，专门在巴黎大学成立中国学院，并派一位名叫韩汝甲的中国留学生主持其事。在他的概念中，《四库全书》就好比伏尔泰编《百科全书》一样，是一部有价值且规模庞大的巨著，用庚款中的三十万足以印成。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四库全书》的规模超过了伏尔泰百科全书几百、几千倍。

北洋政府派陈垣先生他们查清楚全书规模，细致到册页了，但由谁来印呢？叶恭绰找到了好友，商务印书馆主事者张元济来商讨此事。

前一年，张元济刚给北洋政府打过报告，要印《四库全书》，与犹太人哈同一争高低，老友叶恭绰来找他，他自然十分高兴，张元济听到叶恭绰的出版方案，就告诉他原大原样印刷是不可行，一是印出来没地方放，至少每一套要500平方米以上的空间，二是虽然商务是当时世界上印刷规模和技术先进的企业，也要印二十年才能印完，三是费用至少五百万。

叶恭绰自然知道张元济这位老友的专业水准，但北洋政府已答应班乐卫，怎么办呢？徐世昌、朱启钤、叶恭绰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先复制了一份《文渊阁内景图》送给班乐卫，然后请他来访华，再决定如何印行。

班乐卫对此事十分用心，尽管他于不久后就不再担任内阁总理了，只做国会议员，但他还是答应来华访问，并带上那个已是中国学院院长韩汝甲和汉学家伯希和来中国。

一九一九年八月底，班乐卫如期来中国，朱启钤、叶恭绰陪他亲自看到了原架、原函的文津阁《四库全书》，这一看，让他惊呆了，一百零二十八个书架，六千一百四十四个楠木盒里，装着三万六千三百六十三册手抄本，他这才知道，原本大大方方安排三十万庚款是太少的一个数字？

不久，徐世昌下台，段祺瑞上台，叶恭绰也去职，中法合作印行《四库全书》之事，也就终止了。大约在一九二五年，法国方面还派过韩汝甲来中国询问《四库全书》出版事宜，因时局动乱，北洋政府直到垮台，也没能完成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