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的重点在于消除制度障碍———专访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

城镇化的重点在于消除制度障碍———专访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

蔡继明

蔡继明是当之无愧的“土地委员”。十年来，他作为政协委员写了30份土地提案。今年两会，作为人大代表的他又写了一个土地议案，并征集了34个代表联名。他呼吁要尊重农民自主城市化的选择，特别是不要把城镇化变成国有化。

《中国企业报》：为什么我们习惯的提法是“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

蔡继明：我们有19000个镇，如果只讲城市化，那么这19000个镇怎么办？但我个人一直用“城市化”这个概念，我觉得“化”是发展的方向。城市化的重点应该放在大中城市，当然也包括小城市。19000个小城镇都要发展必然会造成过去“村村点火、户户冒烟”、60000个小城镇遍地开花的局面，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环境的严重破坏，而这些小城镇根本不能发挥城市的功能。

《中国企业报》：从目前来看，“人口城市化”的步子明显赶不上“土地城市化”的步子，应该怎么解决？

蔡继明：城市化的本质应该是“人口的城市化”，是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当然，这个转变是以工业化、非农就业为前提的，离开了工业化，离开了非农就业，就是“被迫上楼、被迫进城”，这个肯定不是城市化的本来含义。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空间的城市化。改革开放以来，空间的变化提高了3—5倍，而人口转变的速度远远不够。我国现在的城市人均占地大概133.3平方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城市有那么多空置的房子，只要制度合理，让这些房子被“吐”出来，再加上保障房建设，现有的城市空间规模已经能够容纳这些人口。李克强总理说过要避免“摊大饼”，避免搞造城运动，所以，当务之急不应是城市建设，而是要把两亿六千万农民工分期分批地变成城市居民，要深刻理解“以人为本”。

《中国企业报》：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过去五年，中国城镇化率由45.9%提高到52.6%，但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那么，是什么阻碍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呢？

蔡继明：有很多原因。提到城镇化的难点，人们首先想到了户籍制度，包括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住房、社会保障等等各种制度障碍。所以，城镇化的重点不是搞城市建设，而是如何通过改革，消除这些阻碍城镇化、阻碍农民工进城落户、阻碍迁徙人口定居的这些制度障碍。

十年来，作为政协委员我提了30份提案，别人说我是“土地委员”。今年，作为人大代表，我提了一个议案。议案跟提案不同的是，必须有30个代表联名，我征集了34个代表。这个议案是关于修改我国《土地管理法》的建议。关于《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已集中讨论了多年，去年年底，国务院法制办把最后一个版本提交给了人大常委会讨论，但没有付诸表决。这个版本只修改了一条，就是“取消30年农业收入的上限”。有人担心这个取消了，征地成本会增加，会造成“一夜暴富”的现象。还担心农民暴富？农民暴富总比开发商暴富要好吧？！

《中国企业报》：您说过,《土地管理法》的修改最重要的不是“征地标准”问题，而是“征地范围”要确定，为什么？目前的门槛那么高，如何才能让农民顺顺当当地进城落户？

蔡继明：如果是百分之百的土地要征，当然征地标准就很重要，我们要讨论的仅仅集中在20%的耕地。如果80%的非公共利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符合城乡规划的情况下，自主进入市场交易，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群体事件以及出现农民对征地补偿标准不满意，甚至扬言要杀人的极端现象。建议《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应该严格按照宪法规定的公共利益作为唯一的征地依据，非公共利益就要允许集体土地进入市场，而且不仅包括建设用地，耕地也同样可以进入市场。

这些地为什么一定要征收为国有之后才能转变用途呢？为什么一定要先“变性”才能“变色”呢？“变性”是指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变色”就是农业用地变成非农业用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现在大概有17万平方公里，如果节省出1/3集约使用，进入市场后就会打破政府对建设用地的独家垄断。垄断打破了，地价肯定降下来。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小产权房进入市场，房价也会降下来。地价降了，房价降了，老百姓就可以买得起房，租得起房。三千六百万套廉租房、保障房不仅可以面向本地居民，也可以面向外地迁徙的农民工、刚毕业的大学生。这样就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