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
阿康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阿康的选择

阿康在过年前一个月从广州的一个皮具厂辞工了，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了四川渠县龙凤乡老家。因为他刚花光了十多年打工的积蓄在老家镇上买了一套住房，全家高高兴兴地回去看一看。可是对于年后在哪里发展，阿康的心中还没有答案。

困境

阿康1982年出生，今年已经31岁，他16岁初中毕业后就到深圳打工，后来辗转到广州，换过好几家工厂。他22岁娶媳妇，没有花什么钱，攒了15年，攒下一套在镇上的房子，有了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4岁。

一家四口在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挤着，阿康和妻子每天加班到凌晨一二点，累点苦点都不算什么，看到孩子活泼可爱、能歌善舞，阿康就很满足了。可是肩上的压力也很大：两个孩子在广州念书一年的学费就需要一万多，新买的房子还要装修，老家倒塌的房子还要修葺，并且买房子还欠下好几万的债务。

阿康所在的工厂现在效益不太好，为了节省成本，招了一批没什么经验的新员工，他和妻子手里的活就少了，工资也少了。所以他想换一份工作，再苦再累也无所谓，只要工资高点就行。而两个孩子也要送回老家给爷爷奶奶抚养，因为老家的学校减免学费，在广州，作为外地人的子女入学，每人每学期需要多交3000元的借读费。阿康想省下这笔钱，妻子却不舍得孩子，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离开自己，成为留守儿童。因为在她的印象中，“留守儿童是又脏又黑，流着鼻涕满山遍野疯跑，完全不听爷爷奶奶管教的野孩子”。阿康的妻子想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做一个文明人。

阿康和妻子其实都不愿意回老家的，因为在老家乡镇没有什么生意可做，而在县城打工，一是可选择的工作太少，二是工资也太低了。妻子如果去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只有800元，阿康去水泥厂、砖厂，一个月也只有1200元，何时才能还上那些债呀？阿康也不愿意回老家种地，老家山脚下的几亩田地，零碎分散、土壤贫瘠，种出的粮食只够全家一年的口粮。养两头猪吧，粮食都不够猪吃，还需要去山上寻野菜做猪食。

进大城市？

阿康真正感到穷困是因为他看到别人家有两个儿子的，都在老家县城或成都买了房子，而自己只在乡镇买了个房子，还是借债买的。究其原因，阿康觉得主要是别人家的父母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去广东打工了，而阿康的父母在阿康十多岁的时候仍守着老家那片贫穷的土地不舍得离开。阿康曾埋怨母亲：“如果你早点出去打工，我早就买上房子了！别人家的父母给儿子很多钱买房，而我买房你们一分钱都没出！”阿康的母亲听着都快哭了。阿康兄弟姐妹两个，有一个妹妹，阿康和妹妹小时候没有爷爷奶奶抚养，都是母亲一手辛辛苦苦带大的，农忙的时候，母亲就把两个小孩放在地里，一边干活，一边看着孩子。而阿康的父亲一直在煤矿工厂打工，以微薄的工资供两个孩子读书，因为长期在煤尘环境下作业以致染上了尘肺病。

阿康的几个叔叔和舅舅1989年就来到广州打工，有的在做建筑工人，有的在开车，有的在做废品回收，他们都为自己的后代在四川的大城市买好了房子。阿康每次到广州都很震撼，因为阿康花钱能省则省，而在阿康看来，叔叔、舅舅他们都很奢侈，打牌一天就输掉好几百甚至上千元，一天消费的饮料和烟酒就够他好多天的生活费了。但是舅舅他们是挣得多所以花得也阔气一些，阿康很羡慕，多希望自己也可以全款买房，不用节衣缩食，不用因为自己的孩子要买一个小玩具而责备他们。

阿康对舅舅说，只要能挣钱，在广州他什么苦都能吃，他再也不愿意在工厂里打工了。阿康的妻子却不这样认为，因为她看到舅舅、舅妈他们在广州的生活也有困窘的一面。舅舅、舅妈在老家有宽敞、明亮的大房子，但是他们在广州却蜗居在不足10平方米的小黑屋里。舅舅住的那一片全是十几层的高楼，但楼与楼之间的巷道宽度仅一米左右，即使底层的出租屋有窗，但也没有光亮，终日阴气沉沉，黑暗吞没了这些街巷，人像永远被埋没在梦魇中，了无生气。高楼之间还有纵横交错的污水沟，又黑又臭，每个巷角小山一样的垃圾堆都是老鼠的盛宴，老鼠们终日狂欢，明目张胆地在街巷上跑来跑去。阿康的妻子说：“这不是我向往的大城市。”她问舅妈：“对面的高楼那么灯火辉煌，你们去玩过吗？”舅妈说：“没有去过，因为那边不用拆迁，所以没有工地，也没有垃圾（回收）。”（下转第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