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农民工的辛酸打工路

没学历，没技术，没门路山乡农民工的辛酸打工路

龙跃发夫妇今年没有回家过年，因为他觉得无法面对自己的父母。

1月17日两岁的孩子在吃了“上好佳”粟米条后，昏迷不醒，随后送到医院抢救，最终也没能保住性命。

龙跃发是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阴底乡星秀田村农民。今年已过而立之年，他生长的阴底乡，位于乌蒙山区，属贵州省二类贫困乡，根据2006年的官方统计数据，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1320元。山头里种出来的粮食，要收成好的时候才够一年吃，而其他生活开支，只有靠喂鸡生蛋出售。所以，他和很多贵州农民一样，多年前加入到外出打工的队伍中。

经过多年的辗转，龙跃发在宁波市北仑大碶镇的一个小厂驻扎下来，为了节约钱养家糊口，过年的时候也经常不回老家和亲人团聚。尽管这样，他并不觉得苦，但让他无法接受的是，抛家舍业出门打工，孩子却客死他乡。

孩子死在打工地

1月17日是龙跃发最痛不欲生的一天。那天，他和往常一样在厂里干活，妻子带两个孩子在家，中午，6岁的大女儿从附近买了一包“上好佳”粟米条给两岁的第二个小孩吃，等龙的妻子上厕所回来的时候，眼前的场景让人不知所措，孩子倒在地上，脸色发白嘴唇发黑，他叫了儿子几声，发现儿子不清醒，120送到医院后，抢救50分钟无效死亡。

这包花五毛钱买来的粟米条还没有吃完一半。

龙跃发认为，粟米条可能有毒。按照医院的解释，小孩属于窒息死亡，龙跃发表示，就算是窒息，到底是什么原因窒息，也云里雾里，他认为“上好佳”粟米条有粘绸性，也许卡住了喉咙，厂家应该在包装袋上提示婴儿不能食用。他找到大碶派出所，民警告诉他，如果尸检，需要3万元的尸检费。3万元，这对于一个农民工来说，一年的存款都不够。

他只好去找出售粟米条的新华联超市，该超市老板不管不问，龙跃发找过宁波市多个政府部门，也没有任何结果。在龙跃发看来，生产厂家对此负有责任，但他多次拨打“上好佳”（中国）有限公司的电话，未果。记者多次联系该公司，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龙跃发想不明白的是，这家超市的外面挂的是新华联超市的牌子，而工商营业执照上写的其实是“北仑区大碶镇朱宇峰食品店”，事情发生后，新华联超市的多种“上好佳”粟米条已经被宁波市北仑工商局查封。大碶镇朱宇峰食品店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超市之前挂的是另外一个名字，现在新华联超市的名字也是随便挂的。

2月9日，是除夕之夜。当别人高高兴兴地吃年夜饭的时候，龙跃发却双手捂住脸欲哭无泪。

候鸟一样飞来飞去

在星秀田村周边附近的多个村庄，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龙跃发父辈一代主要靠种庄稼为主，一年四季的辛苦耕种之余，也外出打工挣点零花钱。老的一辈没有技术，大多文盲，在外地也没熟人，一部分农民对“打工”曾经抱对立立场：“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猪窝狗窝”、“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

贵州人均耕地仅0.76亩，人多地少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软肋，因此，劳务输出势在必行。2004年以来的几年间，农民工外出创收占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40%以上。同时据纳雍县邮政局储汇业务部统计，每年经邮局的进口汇款（大部分为打工汇款）约30万件左右，金额逼近2亿元，“这还只是所有打工汇款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都通过银行渠道寄回了。”

王兴明来自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到浙江打工已两年多，一直没回过家。虽然今年票价不涨，但由于贵州往华东方向的民工特别多，他便提前十天订票。王兴明告诉记者：在火车上，自己根本没有闭过眼，担心一旦睡着，自己所带的东西和身上的钱被人偷走。

而黔西林泉龙士德虽然年近七旬，为了生计，在外打工也有十多年，说到打工的艰辛，辛酸的泪水簌簌而下。开始，龙士德在广东一家玩具厂当保安，月薪1000元，每天值班从晚上一直到凌晨６点，白天还要帮着管理厂里进进出出的车辆和外来人员。休息四五个小时，对于上了年纪的他来说，简直无法支撑。他告诉记者，他打算本来不回家过年的，趁春节期间有加班费多挣点钱，可是因为自己前不久生了一场病，很害怕客死他乡。谈话间，有人从身边走过，龙士德与王兴明一样，表现得异常警惕，紧紧用布满老茧的双手按住自己的行李。

目前，贵州劳务输出规模已经形成了800万人的浩荡之势，从黔西北乌蒙山麓到黔东南苗乡山寨，从赤水河畔到瑶山大地，一拨拨农民工正在不断地走出山门，活跃于全国各地，全省劳务收入达10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