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改革再出发———写在2013年全国“两会”之前（上）

2013年：中国改革再出发———写在2013年全国“两会”之前（上）

2013年，国家恢复由海关征收关税33年。当年的九龙海关也早已在1997年更名为深圳海关，税收也由1980年的1亿多元，到目前达几百亿元。这是一个从亿到百亿的蝶变。在这样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一个百年海关见证了深圳这座创新城市的勃兴和一个伟大时代的加速发展。2012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深圳时强调，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

今年是十八大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政府的换届之年。今日中国，改革的话题，总能引起热议。“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的频繁重申，点燃了全社会的改革激情。中国进入了深化改革、与民更始的历史新时期。

现在已是雨水时分，尽管冷空气仍在坚持，但潮湿的热气毕竟北上。改革春天已经不可抵挡的来临。

十八大报告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宣言书。报告提出了“两个全面”、“两个加快”的重要战略部署，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近两个月来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是关于改革的动员令。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副总理多次发表重要谈话。包括2012年12月31日，政治局的第二次集体学习，专题就是深化改革。

改革成为朝野舆论中心。人们纷纷探讨改什么？怎么改？全国两会临近，这个话题越来越热了。

延续35年的变革力量

股市对2013年经济发展趋势做出直接回应。

2012年中国资本市场最后一天的表现，是满含着对2013年的无限信心而谢幕的。12月31日，上证指数大涨1.61%至2269点，深证成指亦上涨0.99%至9116点。事实上，如果将时间向前推一个月，彼时尽管仍有人在寂静中等待，但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市场的沸腾景象。彼时，上证指数尚处1949点的三年新低，深证成指亦跌至7660的三年谷底。但是，仅仅一个月时间，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亦分别拉涨了16%和19%，从而将盘旋在中国经济上空历时两年的阴霾一扫而空，灿烂的阳光似乎再次普照到中国资本市场。

显然，对于陷入衰退之境已达两年的中国经济，一场结构性的深化改革，可以说是别无他路之选。纵观两年来，中国经济在2009年的假性复苏之后，旋即进入持续的衰退境地，无论是GDP增幅、外贸出口增幅，还是PMI、社会用电量等经济数据，近年来均呈现出持续震荡下行的趋势，而在这一过程中，实体经济倒闭潮、企业家移民潮的频发，则更是令人极为忧心。中国经济存在内生性的无可推诿的病根，而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空间已明显收窄之下，简单的激素式治疗必然难收成效，痛下决心启动深化改革的大手术，显然已经成为无奈的紧迫之举。

现在，距离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事业即将走过了35年。35年来，我们曾驱散阴霾，信心百倍；我们也曾经受考验，艰辛探索。如果我们善于从历史的遭遇中汲取智慧，于持续35年的变局中探寻那些隐藏在表象下面的变革力量，在更大的视野里认识总结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学习并继承开拓者的勇气，那么我们对当下的一些问题就不会感到突兀和茫然，在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也会有更大的信心和力量。

1978年年底，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年度人物。它用48页的系列文章介绍邓小平和打开大门的中国，其开篇之作标题是《中国的梦想家》。

35年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中国人最伟大的梦想；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样的目标。

在历史的坐标上，改革开放是千年变局中百年变革的延续。当西方用坚船利炮粉碎“天朝大国”的尊严时，有人惊呼“三千年大变局”开始了。其后百年间，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只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改革开放承接历史的血脉，延伸着前辈的梦想。建国后第五代领导人提出的中国梦成为当下颇为流行的词汇。

五大关系亟待理顺

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一条直线。35年改革开放成就瞩目，但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赖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过分依赖投资驱动使得储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二是过分依赖外需驱动使得内外部经济不协调；三是增长模式粗放，资源环境压力持续增大；四是传统竞争优势不断减弱，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形成；五是收入差距大，公共服务不均，社会管理面临较大挑战，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而这五大问题的体制根源在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没有理顺；市场机制建设存在较大缺陷；民族创新能力和文化软实力软弱。

回顾2012年的标志性商业事件，诸多反伦理的商业事件可谓层出不穷，既有四川公司违规发放高利贷、民企三一重工难受同城兄弟裹挟行政权力愤而“迁都”等个体案件，更有工业明胶替代食用明胶、白酒塑化剂严重超标等间接害人等行业潜规则。当然，如果放眼于金融业，则其乱象频发的集中度更为明显，既有银行行长的丑闻频发，更有担保公司的频频倒闭，还有信托业不断的兑付危机……在制度（含法制及经济制度）功能欠缺或不彰之下，企业的创新动能必然无法激发，劣币驱逐良币亦必然会发生。

当然，我们亦不宜过于悲观。仅仅在2012年，我们欣喜地看到，诸多堪称“破冰”之举的改革实践已然启动。2012年10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表示“凡公民能自决，政府均退出”，但是，对民众信心真正的激发，依然需要上述更为标志性的事件进行佐证。而此后陆续出台的经济新政，则进一步强化了民众信心，这其中既包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3年6大经济工作任务的明确，亦隐含着尚未完全定量的大幅减税和扩赤字的政策吹风。

我们的改革正呈现整体的趋势，着重向处理五个重要领域的关系方面推进：一个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个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个是城市和农村的关系，还有一个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最后一个是扩大内需和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的关系。而这五大关系中起核心地位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八大报告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企关系。

改革第三波：政企分开是核心

显然，新一波的改革———可视之为中国改革第三波，已蓄势待发。

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选择了从农业下手，这是因为万事莫如解决温饱急。再一个理由，农业涉及的产权问题远比工业（国企）单纯。到1984年时，8亿百姓基本都能吃饱饭了。于是邓小平开始尝试工业（或城市改革），但国企这部分基本不碰，先从个体户开始，然后搞特区实验，通过特区及之后的沿海14个开放城市及闽、粤、琼各省的先后开放，引入外资及民企。这一连串的开放及产权改革，使中国经济蓬勃地活了起来，但与此同时，也因为一些相关的改革配套未能跟上而产生了诸多发展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在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使经济改革历程被耽搁下来。1992年南巡，邓小平再度启动经改。从1979年开始到1992年为止的这个阶段，是中国初期经济改革的第一波。主要的改革内容是包括了农业与工业的产业改革。

1993年开始，展开包括了金融、财税、外汇及投资四方面的体制改革。1998年开始，又启动了住房、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应该说，整个企业与农村改革似乎动作不大，然而这些改革继续得相当有效，这些问题与障碍不少都牵涉到更深层次的改革。可视为是中国改革的第二波，主要的重点在经济与社会层面的改革。

中国改革30年，历经了第一波与第二波两个阶段之后，形势很清楚，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意味着改革已到了关键时刻，不进则退，甚至还会前功尽弃。中共十八大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与关键时刻下举行的。

李克强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中共领导层释放出的信息是，新一波的改革———可视之为中国改革第三波，2013年极可能成为改革第三波的启动年。

政企关系不改变发展方式难以扭转

中国改革第三波是具有政治改革内涵的、以政企分开为核心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特质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改革。

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发展有权力市场经济特征。权力控制市场，权力操纵市场，甚至权力进入市场交换。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经济领域完全由行政权力主导。“有形的手”包办了“无形的手”。权力的滥用和资本贪婪恶性结合成了当今社会的弊处根源，是当今一切罪恶的渊薮。权力市场经济制度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正。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社会财富迅速向权力集中。权力像一个吸收力极强的黑洞，不断地吸收社会财富。权力市场经济的形成原因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因而权力不受制衡，资本不被驾驭。

我们总是讲转变发展方式，而粗放发展是源于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政企关系不改变，发展方式难以扭转。政府主导有两个重要含义：一方面是政府掌握了太大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另一方面是发展服从于各级政府的政绩目标。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着支配资源的大部分权力，特别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又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支配，即土地。金融改革虽然市场化了，但是各级政府对于金融机构发放信贷仍有很大的影响力。经济市场化了，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审批土地，审批项目，审批贷款，审批进口商品，审批一切发财的机会。而对官员手中的权力又缺乏必要的制衡。据不完全统计，仅国务院70个有审批权限的部门就有审批项目2854项，省级政府行政审批项目多则2000多项，少则1000多项。在上述2854个审批事项中，只有11.8％是依据国家法律设定的。

告别权力市场经济

权力市场经济制度造成的社会不公已经形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如果不尽快解决，让社会矛盾继续积累，非常危险。

由当前的社会矛盾提出期待：尽快走出权力市场经济制度。办法是建立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体系。当然，要完成这个任务可能还得三十年。经过第三个三十年，中国可能进入政治改革坦途，走出历史大三峡。显然，十八大产生的新的领导集体执政的这十年最为重要，最为关键。

2013年是新一届党中央开局的第一年，全民期盼党和政府在这一年有新的成就和举措。

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人们只有借助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也只有借助现在才能展望未来。今年是改革开放35年，正是寻求改革智慧的年份。

我们不能忘记改革开放第30个年头，那一年有3大事件难以忘记，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与前2大事件的大悲大喜不同，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却异常低调，此前一直酝酿的诸多改革议题大讨论，该年度反而变得声低音浅，很明显的是，2008年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中国宏观政策以及政策逻辑的大转向，与市场化为原旨的深化改革大讨论，其本身即冲突多多。今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五年，应该补上5年前的那一课。

历史上常有不改革的记录。鸦片战争以前，清朝也曾出过一些改革方案，从自强运动一直到最后的立宪政制，一个比一个大胆，一个比一个广泛。结果呢？清朝还是亡了。只不过这个灭亡不是即时的痛快的崩解，而是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历史上的苏丹王朝、罗马王朝都曾强盛一时，最终都以不改革而招致垮台。

然而改革谈何容易，真正能逢春还阳的改革无异于一场革命。所以大多都选择了小规模的局部手术。

改革开放，前无古人，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所能做的是从历史充满变数的发展中，寻找我们必须遵循的规律，从时代充满挑战的拷问中，坚定我们始终不渝的选择———坚持改革开放，决不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