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发展动力
明晰质量效益主线———王勇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报告解读

深化改革发展动力明晰质量效益主线———王勇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报告解读

国资委主任王勇

三季度央企利润总额实现正增长

王勇指出，一年来，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经受了严峻挑战，上半年，受国内外经济形势总体下滑影响，中央企业经济效益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三季度经济效益企稳回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1%，自9月以来利润总额连续3个月实现正增长，预计全年“保增长”工作目标能够实现。

这种成绩的取得是在全球经济形势严峻的挑战下取得的，尤其来之不易。2012年，欧债危机弥漫，美国政府财政吃紧，中国经济要保持一枝独秀难上加难。在前两个季度都遭遇效益下滑的情况下，第三季度能实现连续几个月的正增长，得益于中央企业的迎难而上，奋力拼搏；得益于开拓市场，降本增效；得益于改革重组，活力增强；得益于转型升级，方式转变；得益于开展两年的管理提升活动。

比如说保利集团，营业收入连年递增，还坚决贯彻了中央的宏观调控精神，宁愿牺牲经济利益，也不做地王，很多好的土地项目主动放弃。现在，在全国房地产销售中，中央企业房地产销售额只占5.3%—5.7%，量已经很小；而且，中央企业大量参与了低利润的危旧房改造，保障房和廉租房的建设。

中国建材推进以行业为主的联合，把企业组织起来，用联合重组的方式进行企业的扩张，遵循行业客观发展的规律，让行业回归到本来的规模化和产业化，从而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央企在推进国内业务的同时，大力拓展海外市场，中航油业务覆盖到全球四大洲18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个机场和产业链的上下游。

面对上半年经济效益大幅下滑的压力，中央企业眼睛向内，深挖潜力，持续改进营销采购管理，强化生产运行组织，严控各项费用开支，大力推进降本增效。许多企业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减投资项目，大大压缩投资规模。许多企业下大力气压缩非生产性支出，大力调减职务消费。许多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降薪，三季度以来中央企业人工成本各项指标增幅逐月下降。

央企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进一步深化，8家控股公司在境内外上市，17家控股上市公司实施增发或配股，4家企业主营业务整体改制上市工作顺利推进。部分企业理顺股权关系工作进展顺利。建设规范董事会试点工作进一步推进，试点企业扩大到51家，专职外部董事试点工作稳妥起步。

许多企业着眼于做强做优主业，加快业务整合和低效无效资产的剥离处置，坚决退出不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或生产技术条件较差、能耗高的项目，盘活存量资产，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

中央企业坚持以科技创新战略为引领，健全和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大科技投入，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比如“神九”与“天宫一号”首次载人交会对接，“蛟龙号”完成7000米深潜试验及科考作业等。

深化改革是央企发展动力

王勇说，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分析了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明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总体上看，我国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明年经济社会发展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同时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仍然较多，各种挑战不能低估。

对于中央企业来说，机遇和挑战同在，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存。从有利条件来看，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给我们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带来了机遇；国内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更加强固，市场需求潜力巨大，不断完善的宏观调控政策将对经济发展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加大，这将为我们中央企业改革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从不利因素看，世界经济增速将在相当长时期处于较低水平、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金融商品市场潜在风险加大，将对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国际化经营带来更大压力；国内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生产经营成本刚性上升，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经营环境更加复杂。

在经济学家赵晓教授看来，多项经济数据在三季度逐渐回暖，说明随着前期积累的宏观刺激政策效应显现，加之企业去库存化周期接近尾声，制造业整体的新订单数终于出现向好迹象，生产和就业状况短期内也有所改善。

但赵晓认为，整体来看，中国制造业还处于“外困”中，第一，全球经济危机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尤感寒意，出口订单的减少、贸易摩擦和市场的萎缩等都成为影响制造业增长的不利因素。第二，欧美发达国家为走出危机、提振经济，纷纷将目光瞄准本国制造业，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这对“大而不强”的中国制造业来说是雪上加霜。第三，新一轮全球制造业变革正在兴起，在欧美等国吸引在外产业“回巢”的同时，东南亚正以更低廉的资源优势成为产业转移的目的地。

在赵晓看来，制造业的“内忧”同样不能忽视。首先，国内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企业税负过高、融资难等因素导致制造业深陷困境；其次，中国资源和环境瓶颈收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等也对制造业的发展造成了影响；最后，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不强、实体经济资本流失严重。有调查显示，中国劳动力成本位列亚洲第三，最低工资约为印度的2—3倍。如果加上福利支出，用工成本还要上浮40%—50%。

在内忧外困的境地下，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是冰火两重天。突出表现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民营制造业资本流出，“产业空心化”现象日趋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深化国企改革，发挥好国企的主力军作用是中国的优势。改革仍然是中国可以用好的最大红利。

由此，根据中央企业功能定位，进一步梳理中央企业主业，明确不同领域不同特点的布局结构调整思路尤为重要。明确加强和调整的重点，做强优势行业；根据产业发展的趋势，明确重点发展方向，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要着眼于化解产能过剩的矛盾，通过兼并重组整合一批产能，通过关停并转淘汰一批落后产能，通过加快走出去转移一批产能。同时要考虑区域布局，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要，注重东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国有资本的合理高效配置。

赵晓认为，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垄断性领域，国有制造业企业不仅可以把过剩、落后的产能转移给生产力匮乏的民营经济，以消解严重积压的库存，还可以借助民企来大幅拉动就业，提升国企效率、激发创新意识，打破“产、销、营、渠”的长期固化锁定。民营制造业企业不仅可以享受到应有的国家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支持，借助国企科技研发资源来激活自身创新能力，还可以学习引进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实现规模经济。

质量效益是央企发展主线

王勇说，结构调整是中央企业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关键。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层次偏低，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目前中央企业大多分布在传统产业，不少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比较低。一些行业产业集中度较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存在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一些企业内部也存在大而全、小而散的现象。加快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任务十分迫切。深入推进布局结构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摆上日程。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看来，前十年经济增长条件与环境和现在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这种变化会直接影响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底线全面下移。比如2000年以来中国出口超高速增长的时期可能基本上结束，这不仅在于由于制度障碍清除所释放出来的贸易比较优势差不多使用殆尽，而且在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外需的严重不足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恢复。外贸出口由超高速20%以上的增长已经降到现在10%以下的水平。如果未来几年能够保持这种增长水平已经是不错了。

还有，前十年经济增长更多地采取增加投资获得，而不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及通过制度改革来释放生产力，这就使得国内边际资本产出率越来越低。有人计算过，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边际资本产出比大概在2.4上升到6。这也意味着以前投资2.4元增加1元GDP，而现在则要投资6元增加1元GDP了。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缩小，而且也越来越不可能持续。如果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调整，一定会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如果这样的经济结构不进行重大调整，那么未来中国中长期经济完全可以陷入一个长期低迷性的状态，国内经济高速稳定增长局面也可能就此结束。

由此，易宪容认为，质量经济增长方式迫切需要提上日程，央企作为中国发展的顶梁柱，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也概莫能外。

对质量发展赵晓用了一个浅显的例子作比喻：假如去年盖了一栋楼，价值1个亿，今年又给推倒了，推倒花了1000万，然后又在原地新盖了一栋楼，价值也值1个亿，这样一来，总共就创造了2.1亿的GDP，但是实际拥有的财富还是只有1个亿，而且能供享受的能带来幸福感的财富实际也只有1个亿。前面的“盖了拆”都是瞎折腾，是无用的GDP。在国外，几百年前的建筑现在依旧在使用的比比皆是，而中国的建筑一般平均寿命也就30—50年。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拥有了比别人高的GDP，但不一定拥有比别人多的财富。

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淘汰落后产能，避免重复投产，克服劳民伤财，创造有价值的财富是多么重要。央企的质量发展也是如此。

由此，王勇指出，要进一步推进企业联合重组，系统规划央企布局；推动国有资本向重点行业和领域集中、向优势企业集中、向主业集中，按照主业控制投资方向；进一步推进产业升级，推进制造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服务企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优势产业向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发展；加快走出去步伐，明确对外投资合作经营的重点领域和区域，创新适应国际规则的商业模式和运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