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红利：释放2013经济活力

新红利：释放2013经济活力

（上接第一版）

政府简政放权是根本

“如果把国家比作企业，经济发展的目的曾经是单纯的增长。但大企业的发展，除了战略的结构性变化外，主要靠维持现金流的业务带来稳定的回报，并通过寻找明星业务带来高增长。除此之外，就是靠管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之类。”12月16日，中粮集团旗下公司高管董晓光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董晓光表示，以往的红利，类似于享受了机会性低成本的好处。中国廉价劳动力曾经带来机会性成本优势，但这种低成本优势很大一部分被政府低效率、高物价环境、高税收、高寻租等抵消掉了。

在中国出口主导型经济受到巨大挑战、在“全球经济互补格局终结”的世界经济大背景下，提高对内开放度，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成为形势所需。

但就像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所表述的那样，中国提出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已经有十几年了，但是进展缓慢，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怎样才能打破这种体制性障碍呢？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只有通过改革消除这些障碍，充分市场化才是根本。

“忽视基本的管理问题，压抑个体的积极性，压抑基本的效率，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所消耗掉的无谓的成本。其实，很多事，是政府过分揽权，本来不该管的。简政放权，国企民企都可以减少大量的成本，避免人为的门槛增加经济运行成本，降低经济运行效率是下一步应该重点改革的地方。”董晓光说。

收入分配改革是关键

赵晓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十八大提出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即在强调收入倍增的同时，通过完善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进而提升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该如何做好收入分配改革呢？

赵晓认为，应该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中国的基尼系数中，收入差距的60%来自于城乡差距。在农村，有49%的人口，人均纯收入不到7000元；而在城市，51%的人口收入已接近24000元。

第二，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通过“调高、扩中、提低”来形成一个收入的“橄榄形”，解决城市“夹心层”居民的尴尬。

第三，打破垄断，创造公平机会。导致贫富不均的重要原因是机会不均，这就需要通过国企改革等方式打破垄断，还需要通过制度建设保护私人财产不受掠夺。

赵晓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政府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八大之后，效率与公平应该被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改革也应该围绕着公平、正义、机会均等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