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美国大选后
中美经济摩擦如何影响中国企业

2012年美国大选后中美经济摩擦如何影响中国企业

（上接第十版）

李宁：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有序推进，制造业似乎已成为中美经济之争的焦点。

李锦：中美经济之争的实质在于制造业的争夺。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是一场十分严峻的考验。目前来看，“中国制造”还具有一定优势。能否振兴制造业，在于自己国家的制造业能否在整个行业的发展中，特别是国际化、全球竞争的舞台上具有一定的核心竞争力。不过这件事困难很大。

李宁：美国在“中低端”领域不具备优势，美国似乎开始将“再工业化”战略重点转向新能源、新产业等领域。

李锦：所以中美之间以知识产权、技术性壁垒、绿色贸易壁垒形式出现的摩擦也不断增多，这是贸易摩擦向高端领域升级的体现。拉锯了近半年时间的中美光伏“双反”博弈，就标志着中美在新能源领域的鏖战已经开始。

从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优势来看，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美国制造业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并不具备优势。因此，美国更希望通过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带动新一轮产业周期，并为掌握新一轮技术革命主导权、重塑美国竞争优势进行长远谋划。高端制造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目标，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2011年美国研发投入占全球份额的33%左右，是中国的两倍半。在全球IT企业研发投入30强中美国有12家，其次是日本，有10家，中国只有华为一家企业上榜。这是一个十分危急的信号。

中国企业在中美竞争摩擦阶段的对策

李宁：面对即将到来的中美竞争摩擦阶段，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作哪些调整？

李锦：中美之争，关键点不在美国，而在中国如何评判局势以及作出怎样的调整。美国已经确定把新能源产业作为其实现“再工业化”和重塑美国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而中国也必须加快产业技术和品牌升级，重新夺回并开拓更为广阔的市场。

因此，中国在当前没有必要改变对内的经济方针，但需要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进程，这是获取中国经济内生动力的核心。

首先，对内政策需有序放松，以维护经济增长速度与社会稳定，尤其是对涉及军工产业的倾斜，同时，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骤。

其次，经济上保增长与调结构，保增长权重加大，货币政策则由从紧向缓和、放松延续。

第三，中国资源要向西南地区倾斜，并加快经济自由化程度。

第四，有关国计民生的产业将向北方转移，而军事力量将向西南沿海集中。

第五，加快国企对社会重要资源的垄断与集中，形成更强大的竞争力。

李宁：中国企业又该如何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贸易摩擦或争端呢？

李锦：首先是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来沟通解决贸易争端。中美互为对方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发生贸易摩擦或者争端是正常现象，合作才有出路，这已经成为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领域博弈中的基本常识。

其次，中国也必须加快产业技术和品牌升级，延长出口产品增值链。以稀土产业为例，随着中国稀土行业战略转型的加快，国内稀土行业巨头应集中精力向下游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深加工领域延伸和扩展，这也将是未来稀土产业的核心竞争优势所在。

从某种程度上说，打破贸易摩擦的制约，变“被动”为

“主动”，对中国具有决定性意义。鼓励企业主动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以提高自身主动性，打击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嚣张气焰。近日，媒体上沸沸扬扬的三一集团起诉美国总统奥巴马及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一事，似乎证明在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形势下，主动出击不失为最佳选择。我认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不是光靠投大笔的钱在国外并购，真正的“国际化”是观念、文化上的。

眼下，中国产业整体上还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积极应对外部挑战，要求我们把握科技与产业变革的大趋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扩大和创造市场需求，形成经济发展新动力，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之上。

加快联合重组，实施中国大企业战略。按“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特色、知名品牌”标准，到2020年使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总体上成为世界一流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数量翻一番。在国际上，与西方跨国公司竞争，打破他们对世界经济和产业体系的长期垄断，成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主力军、航空母舰和战斗机群。

李宁：在近日由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专家称，如果奥巴马能连任美国总统，对中国经济整体是一大利好。看来您似乎对此持相反意见。

李锦：幻想中美经济关系稳定，向没有争吵和摩擦的方向发展，不仅不符合事实，也是危险的。中美关系即将迈入竞争合作的第四个“20年”，中国经济和企业面临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

当然，中国还有很大的崛起空间，美国既无法阻挡，也无法颠覆。

目前，最有效的共处方式就是双方在现有合作基础上，继续寻找共同点，从长期内有利于双方的战略利益考虑，延长中美战略合作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