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不振是上海发展的隐患

民营经济不振是上海发展的隐患

《2011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上海市GDP为19195.69亿元，其中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为9584.12亿元，国有企业占整个经济比重近50%，而深圳国有企业的比重不足30%。相对深圳的民营经济之都，上海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有企业的温室。

上海VS深圳：支柱产业上的差异

对比上海和深圳，两地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很接近。2011年上海三大产业之间比例为124.94：7959.69：11111.06；深圳为：０.１、４８.９和５１.０。但是，在其支柱产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以及文化产业是深圳的四大支柱产业。而上海的六大重点产业是汽车制造业、精品钢材制造业、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生物医药制造业等。虽然两地都要建成金融中心，都要以服务业为产业重点，但是，在其它核心产业方面，深圳似乎更多偏向高新技术、物流等“轻型产业”，而上海则多为基础性产业。

支柱产业上的差异，使两地经济结构存在巨大的反差。在上海，这些大产业的主体，均为垄断国有企业，而目前上海的一些知名企业，如上汽、宝钢、上广电、上海航空、光明乳业，亦均为国有企业。

相对上海本土企业的暗淡，深圳的民营却非常强劲。

中国最大的通讯设备商华为，中国最大的地产商万科，中国电池大王和汽车新贵比亚迪，中国最优秀的互联网公司腾讯，中国最好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最大手机分销商天音通信，中国最大网络下载服务商迅雷，中国最大汽车后市场服务商元征科技，中国最大手表供应商飞亚达，中国最大家纺用品供应商富安娜，中国最大特种计算机提供商研祥智能，中国最大ERP软件供应商金蝶，中国最大女鞋品牌百丽———众多知名品牌，都崛起于深圳。

如果说深圳的民营企业是“饿大的”，上海的国有企业更似是“喂大的”。

在众多的产业领域，深圳都诞生了中国最有竞争力的企业，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而这些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并非靠国家政策倾斜或者垄断地位发家，而是在残酷的竞争中百炼成钢。它们具有强大的自我造血功能。

为什么灿如晨星的最具竞争力企业都诞生在深圳？

相对上海，深圳的企业更多是从草根阶层发展而来。而事实证明，市场化程度相对比较高，往往产生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如家电行业出现了美的、格力、格兰仕、TCL等巨头。城市同样如此。深圳是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城市，同时，深圳也是经济最有活力，最富有创业精神和闯荡精神的城市，这种优势，是国内其它城市都无法比拟的。这也是深圳成为产生具有竞争企业最多的城市的根源。

深圳企业的竞争力，不仅体现在那些优秀的知名大企业，更在于无数有竞争力的小企业。作为民营经济的集大成者，深圳是“山寨机”的发源地，而事实上，在很多行业，山寨企业而非“庙堂企业”才更富有活力。

相对之下，上海的政策似乎更倾向于是扶持大企业，只要顶层，不要地基，要想建造万丈高楼，岂非荒谬？

深圳开放的竞争环境，使本土企业自由成长，深圳自主品牌达到5万多个，成为中国的品牌之都。以一隅之地，竟占中国世界名牌数量的1/10，远远超越国内其它城市，更非上海可比。

在衡量一个城市发达程度的“软产业”领域，如文化创意领域，上海在硬件远超深圳的情况下，却仍然落后，其产业占比，无法达到深圳7%的标准。创意产业一度被视为上海扶持第三产业的重点。但是，上海热衷于大搞创意园区，然后就发展成地产项目，不仅抬高了租金，也没有形成创意产业的系统服务优势，对于还在起步之初的创意企业来说，难以承受的高成本将导致园区空巢化。

上海VS全国：需重新注入活力

对政府投资的过度依靠，成为上海国有企业的致命伤。其成长少靠市场竞争自我成长，多依赖于国家倾斜性的支持，或行政力量垄断经营。更为严重的是，国有企业过多，不仅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更造成了整个经济体系效益低下。

由于生存空间日益狭窄，很多民营企业开始逃离上海。有调查数据显示，2008年前后，有7000余家浙江民营企业撤离上海，而把总部或重要部门迁往杭州、宁波、香港。而今日的电子商务大王马云曾经希望在上海创业，结果因为无法生存，最后移师杭州。

在发展民营企业方面，上海不仅与其希望的“经济之都”严重不相称，甚至还落后于内地众多城市。最后的结局是，国有企业大而不强，民营企业少而颇弱。造成整个经济的效率低下。而这一切，都在于上海“重国轻民”的政策所致。

在上海注册一个企业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上海强势政府的过严过细的监管风格对中小企业发展活动的影响较大。而一些新的国企成立，则往往是特事特办，在审批上一路绿灯。

据报道，上海一些职能部门“明哲保身”的想法很明显，企业在审批环节受阻。一些权力下放到各区县的中低端干部手上，他们直接与企业打交道，利用职权的小腐败风气开始显现。在“楼脆脆”事件中，很多股东就是梅龙镇一些级别并不高的官员。

而上海过高的房价，直接推高了商务成本。目前在世界20个大城市中，上海的商务成本排名在全球前20位之内，在国内仅次于北京。过高的商务成本产生了“挤出”效应，不少民营企业开始选择到低成本的上海周边城市投资。

目前，同在长三角，常州非公经济所占比重达59%，无锡非公经济所占比重为60.8%，杭州非公经济所占比重已达到68.6％，而宁波非公经济创造的GDP接近全市经济总量的80%。在北方内陆区域，河北的非公经济比重达52.9%，而在传统的重工业区东北，哈尔滨非公经济所占比重为50.6%，在中部，河南、湖南的非公经济比重分别达到59%和54.5%；在西部，四川非公经济所占比重为52.1%，众多的内陆省份和地区，民营经济均已经成为主体，所占比重都超过了50%。

如此而言，上海的民营经济，不仅落后于沿海先进地区，甚至在全国范围来看，都属落后之列。连曾经的重工业基地东北，甚至西部的部分地区，民营经济都要比上海活跃。

就全国棋局而言，根据全国工商联的预测，未来三年内，民营经济比重将达到70%左右，如果按照这种标准，上海更需快马加鞭。

最近，由上海市委市政府牵头召开了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座谈会，未来，上海将在财政扶持、产业发展等政策上，从对单个企业“发点球”式的扶持转到面向整个行业的“普惠”式支持，对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在行业准入、扶持政策等方面，想方设法破除政策壁垒，同时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制。

在未来，致力于市场化，调整上海的经济结构，给予民营企业更大的生存空间，方能使上海重新获得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