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需不振是中国经济放缓主要原因

内外需不振是中国经济放缓主要原因

（上接第四版）

通胀是一剂鸦片

《中国企业报》：有种说法称，中国经济增长政府至少贡献了一半。您觉得这正常吗？

赵晓：在经济学中谈增长时，讲的都是市场主体提供的增长，然而在2009年和20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中，政府至少贡献了一半。现在，欧洲、美国、印度、巴西、中国，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在争相为经济复苏直接做贡献。

我们看到，因为政府可以无限提供货币并且提供增长，当代经济运行其实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当年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中完全没有的。在凯恩斯当初对萧条的分析中，只有市场，市场主体会在萧条时“现金为王”，会产生通缩预期，在通缩预期的作用下，经济萧条可能会每况愈下。但是，政府作为“超级公司”的行为加进去以后，政府会不断扩张货币、提供增长、透支未来并且改变预期。这才是今天全世界的真实图景，我把这个图景叫通胀经济学的来临，或叫全球泡沫化生存。

对通胀经济的依赖给我们带来了两个必然后果：一是我们的财富被通胀“征税”，个人财富被国家“征税”，世界财富被美国“征税”；二是对通胀的期待与麻痹让我们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好机会。

刺激增长的大规模投资需谨防诸多风险

《中国企业报》：内外需的疲弱，使得投资再次充当了救火队员的角色。您认为这种角色能完成稳增长的目标吗？

赵晓：由于我国尚未形成以创新驱动和技术主导的内涵式增长模式，一味继续扩大投资只会造成产能过剩和通胀，将给经济转型带来更大困难。所以，政府既已推出大规模投资计划，更要谨防由此带来的诸多风险。

多年来，我国财政政策对于税收杠杆的利用不够，税收多数情况下被仅仅作为增进政府财政收入的手段。政府财政连年快速增收，更加鼓励了政府频繁使用投资手段来刺激经济。长期对于投资的依赖，难免令“调控”变成“空调”，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投资既出，结构性减税当行。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和设计，结构性减税仍停留在小范围试点和小规模“零敲碎打”的阶段。这不仅难以对提振制造业（尤其是民营小微企业）带来实质性帮助，而且也难以使其充当财政政策的调控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