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商业化凸显大批小微企业改行“炒钱”

民间借贷商业化凸显大批小微企业改行“炒钱”

宏观经济下滑、资金流动偏紧，传统理财方式受到巨大挑战。将资金投向民间借贷市场寻求保值增值成为一种“风尚”。同时，实体经济萎靡不振、企业庞大的融资需求和严峻的融资困局为民间借贷提供了更多市场机遇。

但是，由于交易隐蔽、风险难控的特点，民间借贷各种问题也频繁出现，特别是在某些民间借贷相对活跃的地区，相关问题和风险也愈加凸显。浙江省高院近日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近年来浙江的民间借贷已经从过去的“熟人交易”向“以钱炒钱”方向发展，呈现出典型的资本化和商业化特征。

更引人关注的是,不少因融资难而求助于民间借贷的中小微企业，正成为这种“炒钱”行为的经营主体。

借贷中介发展迅速

受宏观经济下滑、资金流动偏紧影响，人民币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率已经从1月的5.2%下降为8月的4.3%，传统理财方式面临巨大挑战。股市赚不到钱，存款收益太低，为寻求保值增值，不少人将手里闲钱投向民间借贷市场。

有专家估算，2011年全国居民存款为35万亿，民间借贷热钱大约为3.5万亿规模。今年5月，国务院出台的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新36条”，更使这一市场升温明显。

同时，行业的繁荣使得借贷中介也风生水起。据悉，目前仅长沙地区就有中亿百联、盛大金禧、律邦融安、宜信等10多家民间借贷机构，专门给民间资金融通“牵线搭桥”。

《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长沙民间借贷业发展迅速，各类投资咨询公司、小额借贷公司、信用担保公司正以惊人的速度创建扩容。有金融业人士预计，长沙民间借贷规模将超过千亿元。

超过10%的高年收益率令民间借贷很受投资者青睐。除长沙之外，各地专做民间借贷的中介公司也纷纷成立，交易量不断攀升。

许多企业参与交易

四川首次发布的民间借贷报告显示，四川小微企业中，有近1/3需要求助于民间借贷融资；2/3以上企业资金不能满足需求。这些企业资金缺口在20万至200万元间，向银行申请的贷款多为一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呈现“短小频急”特征。

调查显示，在四川地区参与民间融资活动的416户家庭和110户企业中，有91.3%的家庭和73.6%的企业均采取过民间直接借贷的方式。有9.1%的企业从典当行、寄售行或钱庄等借过钱，有7.7%的家庭通过中间人或组织借款。

据有关部门对温州市瓯海区105家中小微企业抽样调查，在企业初始资金来源中，有90家企业通过民间借贷筹措资本，占85.71%，其中有32家初始创业资金完全通过民间借贷获得，占30.5%。涉企型民间借贷在数量上已远超过个人消费型借贷，从借款人、出借人到担保方，中小微企业在民间借贷关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主体角色。许多企业将借贷资金用于交易或经营活动。一些地方的企业和个人还专门从事“以钱炒钱、赚取利差”的资金生意。

有效监管不足风险凸显

越来越多的民间借贷不再只是简单的出具一张借条，借贷双方在借款时往往手续齐全，一些专门从事放贷业务的担保公司或个人，都已将借款协议或借条格式化。从形式上看，不仅有借款金额、期限、利率等明确约定，而且对违约责任，甚至对引发诉讼所需的诉讼费、律师费都作了详尽约定。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刘方健表示，通过调查发现，阳光、规范化的民间借贷在整个民间借贷中只占了20%，大量的民间借贷依然是在地下操作。

据不完全统计，四川民间借贷中介有200家左右，其中规范化、阳光化的有50多家。与中小企业融资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资本特别充裕，大量的民间资金正在寻找出路。

今年上半年，浙江全省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58037件，涉案标的额283.9亿元，同比分别大幅上升26.98%和129.61%。

温州市委常委、温州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朱忠明在第六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上称，去年温州地区有三成民间借贷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他称，民间金融具有趋利性、隐蔽性，但目前存在监管缺位和法律定位不确定的问题。

在监管政策上，朱忠明建议，应对重心向下的农信社等金融机构给予更低准备金率的政策宽松。让大银行和小银行分层经营，大银行做批发业务，小银行由于信息对称更多倾向小微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