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走进新时代———十六大以来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述评之一

中国企业走进新时代———十六大以来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述评之一

人们习惯将党的十六大以来的这10年，称为新世纪新阶段。

10年的成就与辉煌、激情与悲壮、沉思与希望构成我们记忆中最重要的部分。

10年，对于人类历史长河来说，不过一瞬；但对一个奋力追赶现代化浪潮的民族而言，对于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企业而言，却有异常沉重的分量。

10年前，中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10年后的今天，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即将接近50万亿。

10年前，中国才完成与美国欧洲的艰难谈判加入世贸组织，10年后的今天，中国企业的贸易额和GDP仅次于美国。

10年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突破1000美元，10年后的今天已经达到5414美元，中国已经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10年前，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企业的评比中，只有12家入围，10年后的今天已有79家入围，居世界第二位。

这10年，中国企业建三峡大坝、修青藏铁路、举办奥运盛会、游浩瀚太空，梦想变为现实。

这10年，中国经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0.7%，其中有6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一时期的年均增速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的年均增速。

这是中国企业由小变大的10年，是中国经济腾飞的10年，是国家富强的10年。

时间为我们呈现出结果，却往往省略了背后的原因。从2002年到2012年的中国往事，对于未来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什么，让那些曾经悲观预言中国的人，重新打量并将敬重的目光投向世界的东方？又是什么，将一个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困难的时期，打造为举世瞩目的“黄金十年”？

早在2009年，《纽约时报》一篇介绍中国的文章，加了这样的题注：“西方最好还是研究一下中国戏剧般崛起背后的理念。”10年来，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以人为本、创新型国家、生态文明、消费主导经济社会建设、文化强国、和谐世界、大企业时代……一个个关键词载入中国发展大词典，成为中国转型10年的思想坐标，成为中国发展10年的动力之源。

我们更不可忽视的是，中国正是在这十年中迈进大企业时代，仅中国前500名企业缴纳税金即占到国家的37%。

十年，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发端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到2002年，已经进入第二十四个年头。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到90年代末对国企改革和金融领域的攻坚，及至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不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和体制机制基础。

但与此同时，从国际到国内，从经济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各个方面，诸多长期积累、制约全局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日益尖锐。一本名为《中国即将崩溃》的书，因语出惊人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榜。

中国的经济发展规模很大、速度很快，但资源消耗过多、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多头管理，社会负担重，历史包袱多、企业冗员严重……这些长期制约企业发展的困难，是国企改革必须解决的历史性难题。

最令人难忘的是2008年下半年，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突如其来。猝不及防中，被誉为“经济活力源泉”的企业受伤深重。订单减少、资金链断裂、全行业萎缩，不少企业悲壮倒下，打乱了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

这一年，中国经济增幅掉头一路向下，挑战的更严峻之处在于，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0%以上，中国经济会不会被拖垮？当金融危机从美国蔓延到全球、从虚拟经济扩展到实体经济、从发达经济体传导到新兴经济体，其影响之深刻、局面之复杂，远远超过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这个有“世界加工厂”之称的经济体，能不能抵御得住外需急剧下降、大量出口企业停工的猛烈冲击？

应对严峻挑战，考验的是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展现的是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全国4000多万企业齐心协力，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依然实现了9.2%的增速。

回首10年，我们记住了非典疫情的来势汹汹，记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波诡云谲，记住了汶川、玉树、舟曲的悲泣与悲壮，记住了疆独藏独势力数次上演的分裂闹剧，记住了利比亚的紧急大撤侨。一个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中国企业追随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行进，不断奏响高亢激昂的时代乐章。

十年，我们做强国企、调整提速

国有资产作为中国各种经济成分中比重最大的存量，其改革进程历来是万众瞩目的重中之重。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建立国资管理新体制的论述，更是将国资改革这一热点问题提到了新的高度。

国企改革的牵涉面之广，是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内任何一项改革都无法比拟的———尤其是管理体制彻底转变这样的大动作。因为，与之相关的是10.93万亿的总资产、19万家国有企业、5000万从业人员的走向和命运以及斩不断、理还乱的政府办企业和企业办社会。

“10年间，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出现重大变化，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这是做强国有企业、提升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必然要求。”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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